同樣的一件事，之所以在不同的人類個體中形成不同的認知，除了思維習慣、教育水平、情懷理念等東西不一樣之外，最重要的是看問題的角度和高度不同，也就是常說的“屁股決定腦袋”。
龍啟勝堅持千里運糧濟軍，而劉紅婷則以不合錢莊規矩為由拒絕。
因此而發生的爭論，大抵類此。
龍啟勝在身份遠高於他的劉紅婷面前據理力爭，既是對自己使命的堅持，也有對四營官軍不穩的擔憂。
龍啟勝受命從保寧出發到達襄陽，在莫崇文、溫如珍、楊國棟營中做策反和聯絡工作。
溫如珍、楊國棟兩位主將本就對朝廷腐朽的政治失望透頂，對加入河南戰場心存恐懼，再加上後勤、軍心等現實需求和壓力，龍啟勝主動送上銀票和聯絡渠道，溫如珍、楊國棟兩營立即就靠攏過來。
可是龍啟勝此行的主要目標人物莫崇文與溫如珍、楊國棟不同。
莫崇文戰功顯赫、敢衝敢殺，對任何撤退避戰的建議有一種軍人本能的厭惡；莫崇文書生投軍，從小兵當起，依靠戰功和上官賞識升遷到大將，腦中忠孝節義的觀念根深蒂固，對朝廷有一種臣子本能的忠誠。
龍啟勝要把莫崇文這個頑固派拉過來，難度可想而知。
於是，龍啟勝只好退而求其次，將工作的重點放在溫如珍、楊國棟以及莫崇文的身邊人上。
不出意料，當莫崇文發現戰場環境極度不利時，他沒有選擇毅然抗命，保住自己和一營將士的性命，反而撕破臉皮，當眾鞭笞苦勸的龍啟勝。
危急時刻，龍啟勝先前在莫崇文周圍所落的棋子發揮了作用。
姚克明等莫營核心人物及時請來了溫如珍和楊國棟，用現實的困境和未來的希望說服了莫崇文，逼迫他主動提出了脫離戰場的“金蟬脫殼”之計。
金蟬脫殼，本來並不神秘，無非就是找個理由溜之大吉。
但同為四川人的王世琮在得知此計後，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借題發揮，不僅把一次勝利逃亡包裝成了有去無回的敢死行動，還無意中將左軍中飽受歧視的馬進忠裹了進來，並使得楚軍次帥方國安公然與大帥左良玉分道揚鑣。
孰料人人都大隱在朝，所有的行動都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左良玉將四營的夜襲出擊視為他不戰而逃的最好掩護。反倒是楊德政這位豬隊友的按耐不住，給了左良玉的倉促南逃和四營人馬撤至亳州絕佳的理由！
但為什麼四營人馬要向渦河之濱的亳州撤退，而不是預先想定的長江之濱，如荊州、夷陵等地呢？
為什麼四營人馬佔住亳州之後，不繼續向南撤退，反而留駐於當地呢？
前者是因為眾將都不願重回湖廣，再受左良玉和湖廣官府的挾持，尤其是已經把左良玉徹底得罪的馬進忠。而要離開左良玉，唯一的可行之路便是向英霍山區以東的河淮地區撤退。
後者是因為獻賊和革左賊突然攻佔了潁州（今安徽阜陽）以南的六安、廬州等地，截斷了四營人馬的南下之路。七千疲軍貿然南下，很可能與強大的敵人遭遇，打一場不想打卻不得不打的生死之戰！
成功脫離開封城下的四營官軍七千人馬被迫留駐於撤軍半途的亳州，就像煮了一鍋難吃的夾生飯，讓龍啟勝心裡哽得慌。
流賊曾經於崇禎八年和十四年底兩次大規模地進入黃淮地區，亳州一帶雖不曾如豫中平原一般赤地千里，但依舊是四野凋敝、滿目蒼夷；官府逃散，百姓流離。
四營官軍若要在該地長期堅持下去，必然會讓士兵們下鄉徵糧，用刀槍把百姓剛剛收下的麥子搶走。
龍啟勝清楚，除了楊國棟一營的軍紀較好，其餘三營官軍都是搶東西的慣犯。
尤其是馬進忠一營計程車卒，當流賊的時間比當官軍的時間還長。如果讓他們下鄉徵糧，不知會讓多少生靈塗炭，不知會激起多大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