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崇禎十四年的正月末，因為彭縣知縣王國麟的亂政，激起了一縣百姓的憤怒，引發了激盪全川的“除五蠹”運動。
“除五蠹”運動是場貨真價實的動亂。這場動亂，不是流賊過境，也不是土暴子襲擾那樣短暫的災難性 事件，而是蜀地官府虛弱的執政能力和社會各階層矛盾的總爆發。其影響之廣大、深遠，遠非王國麟這位鬍子花白的始作俑者所能想象。
穿越伊始的蜀世子朱平槿藉著動亂強勢崛起，在政治和軍事上嶄露頭角，成為蜀地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蜀地土暴子藉機吸收了大量的百姓和讀書人，無論是戰鬥力和眼光，都有了長足的進展。而大明朝的統治中堅力量——士紳階層，也在動盪的時局下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上層官紳中，少數人利慾薰心、鼠目寸光，堅持抓住過去的權勢財勢不放，如邛州楊天官之流。另一些人則審時度勢，積極尋找靠山，將自己的命運和大明的命運、朱平槿的命運聯絡在一起，如瀘州的舒家、成都的祖家等。
下層士紳和普通讀書人分化得更為徹底。一些人透過蜀考，進入朱平槿的私囊。一些人應官府徵辟出仕，與大明同生共死。一些人發揮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傾家蕩產、募兵結社，舉起義旗，紮寨自固、保鄉保民。還一些人叛國投賊，或入土暴子，或入流賊，為其出謀劃策、壞事幹盡。還有一些人，以為風雲際會，正是天下英雄出頭之日，難免有些做大做強的虛妄幻想。
西充縣的事情，就是一堆士紳們幹出來的。
朱平槿的沉思，就是試圖透過冷靜的分析，為這些士紳們的行為定性。定性之後，自然就是相應的處置措施。
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其中的差別可是很大的。
……
明初，一縣之生員不過幾十人。到了崇禎年，為了彌補財政窘況，開始准許商人富戶以財帛輸官來換取功名。這樣一來，生員越來越多，甚至有至一縣千人的。這些用錢買的功名，一方面拉低了功名本身的含金量，讓那些透過正經考試進入仕途的讀書人痛恨。另一方面固化了社會階層分野，讓許多家庭貧寒計程車人永無出頭之日。
朝廷得了一時之蠅頭小利，卻必須長時間為這些小利買單。因為那些賣出去的功名，除了政治待遇，還有經濟待遇：一定程度上的免稅。如果加上投獻、詭寄等逃稅措施，朝廷的稅收損失還要放大幾倍。
陳有福、羅景雲部的進軍川北，順慶府的杜知府和江鼎鎮的主動投靠，使得川北順、保兩府這潭百年死水，如石子落塘，泛起微瀾；而前些日子舒師傅在順慶府舉行蜀考，則像一塊通紅的烙鐵投入了涼水中，哧一聲激起股白煙；近期土暴子突然南出巴山，劫掠嘉陵江以東地區，更像一面戰鼓擂響，攪得人心神不寧。
這時，已經被秋糧稅額任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西充縣官府為了替官軍協餉，繼續加大徵收力度，於是在士紳們的煽動甚至親自帶頭下，新一輪的打衙蠹開始了。
一日之間，縣衙被燒，知縣慘死。衙役逃散，縣城易手。
西充事變，讓順慶府和順慶王莊皆猝不及防。因為連同王府莊丁在內的軍事力量，都已經開到了嘉陵江東，防禦席捲而來的土暴子。就在危急時刻，朱平槿一個關鍵性的人事安排發揮了作用。
駐守順慶府的順慶總莊副莊頭李四賢，利用自己川北軍政委員的身份和順保護莊總隊副監軍的兼職，立即下令調動軍隊。他從南充城戍守的南充縣護莊大隊基幹三連抽調兩個排，駐守西充縣到南充縣的官道，防止西充縣的變亂向府城南充縣蔓延。初步安排後，李四賢又快馬趕往射洪縣，找到了正在那裡編練新兵的綿潼護莊總隊的副總隊長王大牛，讓他立即發兵西充。
王大牛的軍事素養或許較差，但是他對朱平槿的忠誠堅如磐石。接到訊息，對士紳素無好感的王大牛二話不說，點齊三百士卒就跟著李四賢出發。李、王二人經過兩日急行軍，於第三日拂曉包圍了被亂民佔據的西充縣城。
士紳們見官軍到來，頓時慌了神，一股腦縮回了城裡。正當他們還在為是否派出談判代表而爭論時，王大牛已經揮軍猛攻，用火藥和柴火連炸帶燒燬掉了城門。至前日，縣境已經恢復秩序，少量亂民北逃，而亂民領袖貢生陳好古、陳好問兄弟，李完族人生員李乾義等二百七十九人被抓捕。
被捕人員之中，有三成是秀才或貢生、監生，超過七成是讀書人。江鼎鎮、李四賢和王大牛都有心殺人，但事涉那麼多的讀書種子，他們不敢擅自處置，於是連夜趕到涪江邊求見世子。為了增強他們觀點的說服力，他們還請了西充縣最有名的官紳——鳳凰山槐溪溝的李家家主李完一同前來。
李完等幾家世家大族，在縣城事變時並沒有站在中小士紳一邊，反而積極協助王大牛平亂。亂民領袖李乾義，就是李完親自帶著族人拿下並送到王大牛營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