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邊廂鄧舍、洪繼勳在猜度朱元璋，那邊廂朱元璋也在推測鄧舍。
集慶，吳國公府，書房室內。
朱元璋、劉基、宋濂、陳遇、楊憲等人相對而坐。
除了這幾人外，還有另外十來個陌生的面孔，將書房中填得滿滿騰騰。其中一人，年約五旬，坐在劉基的上首，僅次朱元璋之下，溫和儒雅，生得面白長鬚，慈眉善目，頗有長者之風，不是別人，正是定遠李善長。
李善長，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謀，習法家著作，“策事多中”，裡中曾經推他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陽，與他道上相遇，“與語，悅之，留置麾下，俾掌書記”。當時，朱元璋還沒有發跡，猶自尚歸屬濠州，屈於郭子興等人下。從那個時候起，李善長就對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興“為讒所惑”，抽調走了好幾個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獨李善長“終不棄去”。
再加上定遠相距朱元璋的故鄉不遠，他兩人可算是“同裡”，又還有一層老鄉的關係。因而自此之後，李善長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並且隨著朱元璋的逐漸發跡、持續不斷地開疆拓土，他在吳軍中的地位也水漲船高，到如今，已經是官至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儼然集慶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為韓國公，排名第一，是為開國首功，位次尚在徐達、常遇春之上。
——，他曾經與朱元璋對談，把朱元璋比作漢高祖，把本人比作酇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酇侯，就是蕭何。漢高定天下後，也曾經大封功臣，把蕭何定為首功，是為“開國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從這一點而言，倒也確實不枉了他自比“酇侯”之說。
此外，又有數人。
一個叫宋思顏，一個叫秦從龍，一個叫李夢庚，一個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騏、汪河、孔克仁等。這些人，或是勳舊，或為親信，俱乃是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為精華的人物。
比如宋思顏，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書省時，他便是唯一一個能與李善長同列，官居參議的人。又比如李夢庚、郭景祥，一個鳳陽人，一個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軍中“典文書、佐謀議”了。又比如毛騏，和李善長的“婦兄”王濂是老鄉，他兩個人是真正的“同裡”，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來了。當渡江之初，朱元璋身邊最得用的兩個人，一個李善長，另一個就是毛騏。再又比如汪河，亦從渡江，曾為朱元璋出使察罕，“議論稱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國後，曾被命“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由此可見，其人之學問、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讚賞的。
這麼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處，場面較之方從哲那次來求見更加宏大，所為何事？
正是為商議張士誠出兵太湖之事。
同時，朱元璋也聽說了察罕帖木兒已遣出援軍，將至濟寧。所以，此次的集會議事，也是為猜測海東接下來可能會採取的戰術以及應對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議事，有個特點。
他不會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屬全部召來，而往往是會先私下裡、小範圍的先與親信臣子商議過後，然後再擴大範圍，把需要參與事情中的文武群臣們悉數召來，進一步地商議討論。
就像這一次，他便是先和劉基、李善長、秦從龍等少數人把大體的設想議論成熟了之後，才又把宋濂、楊憲、陳遇、宋思顏等人召來的。
要說，既已把大體的設想議論成熟了，又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來？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如今，管轄集慶府政務方方面面的就是這群人。不將之召來，就無法仔細、深入地瞭解集慶府現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無足夠的民力、財力乃至耐力來支援將來的行動。
等這一個會議再議論過了，隨後他會召來徐達、常遇春之類的武將，再詳細地當面分配任務，傳發軍令。所謂“不打無準備之戰”，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與劉基、秦從龍等人議定的可謂構架；與宋濂、陳遇等人議定的便是後勤；而之後與徐達、常遇春議定的才算是具體細節佈置。
剛說到張士誠在太湖的動作。
朱元璋說道：“才得的情報，松江水軍頭領潘元紹於日前剛到了太湖，隨其同行的，還有士誠麾下的步軍悍將楊文德、孫君壽等人。嘿嘿，水陸齊出。從這個架勢看來，他倒似乎是真想要與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紹，是張士誠的女婿，管領水軍，雖酗酒嗜殺，但也是頗有戰功的，乃是士誠的一個得力臂助。楊文德、孫君壽等人，在士誠軍中雖不及李伯升等諸上將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時之選，皆以驍悍出名。
李善長介面說道：“計其水軍，號稱十萬，但據線報，現在到位的至多數千而已。又再計其步卒，號稱五萬，一樣據線報，到位的不足五千。”
“諸位卿家，你們認為士誠此舉是真想與咱開戰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