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朝歷代多是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換而言之，通俗點講，多是帝王與士大夫同為統治階級，但其實帝王與士大夫之間還是各有不同利益的。有兩個古人曾經說過兩句話，已經把這種“不同”說得十分清楚。
一個是三國時的魯肅。
當赤壁之戰的前夕，諸葛亮出使東吳，欲說服孫權聯手劉備共抗曹操。曹操水陸並進、號稱八十萬軍馬，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借天子之名，以徵四方”，有大義上的名分，因此孫權猶豫不決。
同時，東吳的群臣也大多反對戰爭，提議投降。
惟有魯肅堅決支援諸葛亮，並在私下裡對孫權說出了一番話。他這樣說道：“如肅等降操，當以肅還鄉黨，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降操，欲安所歸乎？位不過封侯，車不過一乘，騎不過一匹，從不過數人，豈得南面稱孤哉！眾人之意，各自為己，不可聽也。將軍宜早定大計。”
強敵來犯的時候，抑或國家戰敗的時候，士大夫可以投降，不失富貴。然而，帝王如果投降，苟且偷生且難！
這是帝王與士大夫利益不同的第一個地方。
另一個是唐朝的張說。
唐玄宗時，前廣東都督裴先下獄，玄宗與宰相一起商議對他的處罰。一個叫張嘉貞的人認為應該施以杖刑，張說用“臣聞刑不上大夫”的原因表示反對，並說服了唐玄宗。張嘉貞很生氣，退朝後對張說說道：“您何必把事情說的這麼嚴重呢！”張說回答他道：“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宰相是運氣一來就可以作的。倘若對朝廷大臣都隨意鞭笞侮辱，只恐怕“吾輩”也會有這一天。當利益出現衝突的時候，士大夫首先想到的不是維護國家和帝王的權益，而是藉助權勢和口才維護本階層的利益。
這是士大夫和帝王的第二個利益不同之處。
魯肅是三國時的名臣，他對孫權很忠誠，說出了廣大士大夫階層的心裡話。張說是唐時的名臣，前後三次為相，深孚眾望，且有文名，與蘇頲齊名，人稱“燕許大手筆”，亦可謂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不能說他對唐玄宗不忠誠，但是關鍵的時刻，他還是選擇了維護本階層之利益。
由此可知，就可以推匯出，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朝代、有那麼多的皇帝對臣下非常苛刻。也所以，真正明智的主君對臣子應該是有正反兩面態度的。一種是正面的，信任臣子，“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在信任的同時也要保持本人的主見，要有本人的判斷力，絕對不能夠“人云亦云”。
故此，雖然洪繼勳是海東的智囊，並且“策事十有九中”，但在是否出兵遼西、進逼大都這個問題上，鄧舍還是保持了獨立的思考。
當夜，他沒有給洪繼勳答覆。
次日，又閉門深思了半天。
下午的時候，他終於做出了決定，遣人召來群臣，先把洪繼勳的提議講出，然後不直接說本人的決定，而是詢問諸人，說道：“諸公以為如何？”
本來安靜的堂上，頓時如同捅了馬蜂窩，到處一片嗡嗡的聲響，人人交頭接耳，或者面色大變，或者不敢置信。總而言之，九成以上都是吃驚。
且說文臣班列之中，洪繼勳之下，次位是連中三元的王宗哲，他現任益都行省御史臺治書侍御史。面色最為震驚的就是他，乃至已不能說是“震驚”，簡直就是“驚嚇”了。他本性謹小慎微，從沒敢正眼看過鄧舍，此時聞言，卻一雙眼直勾勾盯著鄧舍，但是瞳孔放散，顯然視線並非是落在鄧捨身上，只是下意識而為之，也不知在想些甚麼，只見汗出如漿。
王宗哲下邊，是羅李郎。
羅李郎乃是益都行省左右司郎中，品級不高，實權卻大，可謂是行政方面的主要直接負責人，且是外戚，又並且鄧舍的這次召叢集臣不是正式的朝會，所以能排在第三位。從外表來看，他木著個臉，低頭謹立，好像倒是沒有什麼變化，但是攏在袖中的雙手卻不由自主一陣陣地顫抖。
羅李郎再下邊，就是吳鶴年。
吳鶴年現為益都知府，是山東的首府。如果這一次的會議是全海東的會議，他怕是連上朝堂的機會都沒有，只行省、行御史臺、各行省左右司的官兒就把他擠到九霄雲外去了。可這回的會議畢竟不是正式的朝會，而且會議的地點是在益都，因此他能排在第四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