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繼勳說道：“以臣之見，我海東當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則，我海東目前之大敵，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為私。二來，且主公才從浙西借糧，方從哲與士誠言道：‘設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誠單騎匹馬、遣派一使者來我海東，則主公必無有不應。’是‘信誓旦旦’。豈有剛剛許諾、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為公。
“是無論從公從私，我海東都是絕對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東目前之首要大敵，既為察罕；好容易方從哲說服了士誠，說動了他與我交好，現在我海東若再奉旨去打他，則是斷我一友，而豎我一敵。徐州堅城，即便我軍去攻，能否打下，還是兩可之說。萬一，再又設若我軍久攻不下，而士誠發兵來援。則我軍前有士誠、後有察罕，下場如何？前途會是如何？不需臣多講，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數。
“此一條，則又是為從道理來講，我軍亦然不可南下。”
先從私，再從公，然後又從道理。三條理由，把海東絕對不可南下的原因闡述的清清楚楚。吳鶴年拈著鬍子，皺著眉頭，說道：“洪先生所言，確為正理。奈何劉十九此來，我海東該如何應付？”
適才，吳鶴年把劉十九此次前來益都之本意與目的，以及若是鄧舍果真拒絕南下，他可能會因此而採取的種種後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徹了。劉十九秉承安豐朝廷旨意，殫精極慮地想要迫使海東南下；而按照洪繼勳的分析，海東卻又堅決不能南下。矛盾就出來了。該如何解決？
洪繼勳瞧了瞧堂上諸臣，說道：“要想應付，其實倒也簡單。”總結吳鶴年的分析，說道，“究竟劉十九之手段，說到底，無非兩個字、一個詞，——‘名分’，或者可稱之為‘大義’。朝廷令我出軍南下，我若不肯，則棣州田豐、還有山東諸將，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說白了，‘忠’與‘不忠’只是一個藉口。
“‘名分’與‘大義’誰都可以用。漢末之曹操，託名為漢相，實其為漢賊。蜀國之劉備，自視以皇裔，割據川中，口口聲聲是為‘復興漢室，討伐奸賊’，而其果然就是為了‘復興漢室’麼？究其行為，與曹操何異？此兩人者，皆是託名與‘大義’，而實際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與‘大義’是什麼東西？一句口號罷了。
“田豐疑我者，山東諸將疑我者，就像吳大人剛才所說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會給劉十九從中上下其手、挑撥我山東內部不和的機會。但是，田豐、並及山東諸將，難道說，他們就是忠誠安豐的麼？正如曹操、劉備，名義上所爭者是為‘大義’，其實所欲者，是為天下！
“諸公皆英傑，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諸位對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麼如何應付此事？很簡單，彼劉十九想爭‘名分’，則我海東亦然可以先從‘大義’入手。只要我海東佔據了‘大義’，則南下、不南下，還不就是主公說了算麼？”
“師出有名”。名分與大義，這個東西看起來很虛，而要想爭奪天下、逐鹿中原，卻又萬萬不可沒有。
安豐朝廷為什麼有“大義”？原因有兩條，其一，韓山童、劉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權，開花結果，散枝落葉，影響遍及黃河兩岸，遠出塞外，西至陝西，南到金陵，可以說，如今北國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幾乎所有的義軍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號。
下到民間，尋個鄉野百姓一問：“現今反元者何人？”無論婦孺，乃至老邁，萬口一辭，十個人中至少得有九個半，回答的都是一個字：“宋。”這就是“大義”，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經把宋政權當作了反元的一個標誌。插旗所至，影從者無數。察罕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東？“擒賊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權當作最大之敵人的。
山東諸將不用多說，便連海東舊軍、諸將，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遼陽紅巾麼？朝廷有旨，不遵，說不過去。這就是宋政權擁有“大義”的第一個原因。
其二，再從“宋”政權的國號來說。與洪繼勳方才所講的曹操、劉備兩人何其相似！只不過，曹操、劉備所託的，乃是為漢室之名；而韓山童、劉福通所假託者，是為宋室之名。韓山童自稱宋徽宗八世孫，劉福通自稱前宋名將劉光世之後。宋政權所以握有“大義”與“名分”，這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名正則言順”。
又如秦漢之際，陳勝吳廣起義，便連陳勝、吳廣這樣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國的旗號。號為“張楚”。項梁、項羽起事，即有謀士范增前來為其出謀劃策，說陳勝、吳廣所以失敗，是因為雖號稱“張楚”，卻沒有立楚王之後。楚懷王入秦不還，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諫言他們立楚懷王之孫為王，以為“名分”的號召。項梁、項羽本即為楚國名將項燕之後，即從之。從而最終號令諸侯，成就了項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勢與秦漢之際，又有何等驚人的相似。
蒙元立國之時間，若較之秦朝，儘管其綿延之年數，國存之時間，確實是多出來了幾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過只有百年，雖然說自古沒有亡國百年還能再復國的，但是對老百姓們來說，他們認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漢人的政權。若是再配上紅巾軍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用前宋之國號，滅當今之蒙元，這不就名正言順了麼？也所以，宋政權在民間的影響能有如此之大。
安豐朝廷既有“大義”，海東若是執意不肯聽旨。恃一時之強軍，固然或可自保於無恙。鄧舍若是隻有割據之志，但行無妨；設若他有問鼎天下之雄心，則就不可不細細思量。
聽了洪繼勳的話，鄧舍不由失笑，堂下諸臣皆是竊竊私語。鄧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現不忿。讀書人講究“名分”，講究“大義”。
蒙元建國多少年，天下秀才還在因蒙元與前宋的“正統”地位，何為“正統”，何不為“正統”而爭執不休。直到脫脫為相，才算拍板決定。蒙元與前宋各為“正統”。由此也可見，“名分”與“大義”在讀書人的心目中，佔據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何為“亂臣賊子”？沒有“名分”，沒有“大義”的就是“亂臣賊子”。
而洪繼勳幾句話，卻把“名分”與“大義”形容的這般不堪，將其所蘊含的崇高與正義性之一面，徹底地給剝離了下來，完全將之視為了一種可以利用的工具，徹頭徹尾地充滿了功利主義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聞言大怒。只是畏懼洪繼勳的權勢，敢怒不敢言。
不過，洪繼勳的話，卻是正合了鄧舍的心思。
他只當沒看見諸臣的發怒，徐徐說道：“君為上，臣子為下。安豐在上，海東為下。朝廷既有聖旨，我海東自當遵從。若不遵從，當然便沒有‘名分’，失去了‘大義’。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東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義’。此話何意？我實在不解。願聞其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