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舍雖遠處海東，對大都的宮廷爭鬥還是有些瞭解的。
當今元帝在位已久，奇氏之子愛猷識理答臘自至正十三年被冊為皇太子以來，至今已近八年，春秋日盛。
元朝有個慣例，凡立皇太子，則皇太子必兼任中書令、樞密使。中書令，是中書省的最高長官。樞密使，是樞密院的最高長官。
儘管這兩個職務，虛銜大過實職，比如樞密院，掌握實權的其實還是樞密院副使等這些副手官職，皇太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義上的首腦，但是畢竟躋身入了朝堂中最為核心的決策權。
至正十四年，元帝下了一道詔書：“敕：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啟皇太子。”可以說，有了中書令與樞密使這兩個官職，軍國之事，皇太子便無與不聞，“皆其所臨決”。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在其位，面對權力的誘惑，卻就很難有人依然能做到不謀其政了。況且時值天下大亂，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眼看岌岌可危，而當今元帝頂著“魯班天子”的美名，怠於朝政，荒於遊宴，皇太子又正年輕氣盛，加上奇氏野心勃勃，各方面因素結合在一起，他難免就產生了篡班奪權的想法。
去年五月，皇太子奏請巡北邊以撫綏軍民，看似為國分憂，勤於政事，實則呢？往深里根究，不排除他有藉此發展個人勢力的念頭。只不過，最終因“御史臺上疏固留”，他沒能成行。
隨即，在奇氏的攛掇與支援下，他又打上了太平的主意。
太平時任中書省左丞相，是為元帝的近臣，位高權重。奇氏與他派了樸不花親自出馬，告訴太平，他們打算行“內禪”之事，逼迫當今元帝讓位，詢問太平的意見。太平受當今元帝恩重，默不作聲，沒做回答。奇氏又招他入宮，“舉酒甚前意”，太平始終卻不肯鬆口，堅持不肯同意，“終依違而已”。
皇太子很生氣，幾個月後，尋個藉口，杖殺了兩個人。一箇中書左丞成遵，一個參知政事趙中。因為此兩人皆太平的黨羽，他殺雞儆猴。中書左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二品的大員，他說殺就殺，由此也可見，他的羽翼已然初成。
太平知勢不可留，為保命起見，他稱疾辭職。拜太保，養疾家中。有臺臣奏言，以為如今時事艱危，太平有治國的才能，不用太可惜了，“以師保兼相職為宜”，最好能夠還兼任中書左丞相的官職。然而，“帝不能從”。
不是“不從”，而是“不能從”。連自己的近臣都保不住，當今元帝的為難困境，皇太子的咄咄逼人，亦由此也可想而知。
那麼，皇太子既然已經有了這麼大的勢力，為什麼還沒辦法強迫元帝“內禪”呢？原因有三個。
首先，朝堂上忠誠元帝的臣子還有很多，如御史大夫老的沙等。老的沙是個色目人，為當今元帝的母舅，忠心耿耿。
其次，元帝在位二十多年，權臣盡數死在其手，斬殺一品大臣數百，權術手腕還是很厲害的，積威猶在。一點兒的讓步，不危及根本利益，他可能不予理會。若真把他給逼急了，皇太子難為對手。
再次，也是最關鍵的一點，皇太子手上沒兵權。
他兼任樞密使不假，但是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管的是“政令”，卻並不直接掌軍。即便掌軍，放在太平年月尚好，而今亂世，實際的軍權在哪裡？在地方割據軍閥的手中。簡而言之，在察罕與孛羅的手中。
察罕何等人物？風頭正勁。
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元廷的半壁江山之所以能得到保全，之所以能從小明王、劉福通的手中奪回、光復，可以說差不多皆為他一人之功。有這樣大的功勞，功高震主，他會把皇太子放在眼裡麼？
退一萬步講，就算他積極支援皇太子，皇太子敢接受他的支援麼？有元一代，權臣亂政層出不窮，接受了他的支援，豈不自尋死路？當今元帝初年，權臣伯顏之亂，距今不過二十載，前轍猶在，絕對不能復蹈。
而且，當時還算太平，現在宇內大亂，今時不比往日，故此更不能輕易去尋察罕的支援。試想：察罕本就風光無限，皇太子若再推波助瀾，由他藉助自家的影響，成一枝獨秀，發展到最後，這日後的域中，究竟誰家之天下，怕還真說不準。
察罕的支援不能找。孛羅的支援難以找。
帝王心術，不外乎平衡二字。當今元帝深諳此道。為了平衡察罕，他一直以來，對孛羅都有或明或暗的扶植。孛羅既得利益，又何必多此一舉，幹冒天下之大不韙，跟著皇太子折騰呢？
就在奇氏與皇太子發愁沒有兵權的時候，鄧舍的使者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