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舍總共派出了三路使者。他思忖多時，先將奇氏擱置不提，轉問羅國器，道：“察罕與孛羅怎樣？”
察罕與孛羅距離海東較遠，離山東則稍微近了一點。出使他兩人處的使團裡，也有通政司的人。劉世民、羅李郎這些正使、副使，出使之後即轉回了海東，通政司的人卻沒有隨之回去，而是直接來了益都。
故此，鄧捨得知這三路出使結果的時間，相差不多。
羅國器道：“出使孛羅處的使者，見著了孛羅。遵照主公的命令，使者向孛羅表示了我海東不會趁嶺北韃子陽翟王作亂之機，南下相侵的意思。請他放心。並願與之結好，罷兵漠南。孛羅沒多說什麼，好酒好宴的款待，教他的幕僚回了封信，主公已經看過了，皆客套之辭。
“出使察罕處的使者，沒見著察罕，也沒見著察罕的義子王保保。對主公的示好之意，察罕沒有絲毫的表態。他派出接見我海東使團的官員，對咱們的使者也是愛答不理，甚為託大。
“此外，根據使者的觀察，晉冀一帶察罕與孛羅控制區域的交界地，果然與主公及洪、姚兩公所判斷的一致，氣氛很有些緊張。孛羅在大同城中聚集了大量的糧草，察罕在冀寧路附近屯駐了不少的精銳。
“使者在與孛羅會談時，亦稍微點了一下察罕，孛羅雖沒有什麼明顯的反應，但當時在宴席上，他的幾個手下卻多露出不忿的神色。出使察罕的使者，也找機會提了下孛羅，對方毫不掩飾其輕蔑。
“總而言之。不管察罕與孛羅對待咱們使者的態度如何，一山不容二虎，他兩人之間，的確矛盾重重。”
“適才潘大人所講，可接受奇氏的條件。羅公，你怎麼看？”
“臣以為，言之有理，卻不可行。”
“為什麼？”
“想我皇宋，當年先帝與劉太尉起事，曾傳檄天下，中有一句，言道：‘躡大宋之遐蹤，雪崖山之沉恨。胡元寧有百年運乎？恢復宋室，在此一舉’。繼而，劉太尉兵分三路，北伐中原，我北伐軍打出的旗幟，又為‘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我軍之戰歌，又有‘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之句。
“與胡虜不同戴天之意，盡矣！
“且，主公在我海東亦秉承其意，設有都鎮撫司，專管軍卒士氣。日常宣傳，無不以仇視韃虜為重中之重。每有戰事，又必開憶苦大會。何為憶苦大會？放任士卒回憶過去之苦。士卒過去的苦從何而來？皆從韃子而來。
“因此，可以說時至如今，凡我軍上下，無不以滅胡、立漢為己任。主公若此時忽然接受奇氏的招降，定然導致軍心不穩。是為圖小利而貽大患。
“臣聞聽，前年十月，江南朱元璋徵浙東，克婺州，曾在省門前建立二大黃旗，兩旁立二牌。旗上書雲：‘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牌子上書雲：‘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寶圖。’並懸一金牌，鐫雲：‘奉天都統中華’。又在今年正月朔日，在其府門前親書桃符，雲：‘六龍時遇千官覲，五虎功成上將封。’
“元璋官拜行省丞相，可以代表安豐朝廷任官發令；奄有淮泗、浙東的富庶之地，軍權在握，可以便宜征討殺罰。他的地位與主公相仿，不可謂不春風得意。然而，他打出的旗號，卻依然還是‘日月重開大宋天’。
“‘奉天都統中華’，何謂‘奉天’？安豐朝廷是為天，滅元立漢是為天。這就是名分大義呀！
“歷代鼎革，群雄逐鹿，所追逐的，說到底，都是一個名分大義。誠如潘大人所言，‘名不正、言不順’。若無此大義，則主公何來名正言順？縱得小利，日後又該怎樣？是自絕於海東，自絕於天下。”
羅國器的這一番話，很出乎鄧舍的意料，吃了一驚。羅國器從軍，是不甘不願的，現在卻積極反對投降，堅持滅元到底。他與鄧舍一樣，轉變在不知不覺間，已經不止是擁護海東政權，更進一步發展為徹底斷絕與蒙元的關係，把他自己看做海東的一員了。
促使他發生轉變的，是因為都鎮撫司日常的宣傳，叫他明白了華夷之別麼？
鄧舍並不這樣認為。促使他發生轉變的根本原因，無它，兩個字足以概括：“利益”。海東已經給了他足夠多的利益，並且，在可以預料的不遠之將來，他也定然可以從海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他心甘情願地發生了轉變。
口號，只是宣傳，它或許可以在短時間內起到一點的作用。但是利益，只有利益，才能保證內部長久的穩定與團結。也只有利益，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人才。就好像滾雪球，當雪球足夠大的時候，發展就容易多了。
鄧舍稍許的感慨過後，很快就回過神來。
“羅大人此言，臣以為大謬不然。……。”潘賢二又開口辯駁。鄧舍輕輕拍了拍案几，將之制止。
他說道：“羅公所言不錯。降蒙元有小利，而必留大患。高麗為蒙元屬國已有數十年，國內親元黨根深蒂固。今我強力壓制，方可暫保無虞。若降了蒙元，假以時日，則必亂生蕭牆之內。是其一。降而復叛，非君子所為。是其二。投降是絕不可能的，吾意已決，潘大人不必多說了。”
他瞧了潘賢二一眼，心想：“有奇謀而無遠慮。我辛辛苦苦創下‘仁厚’的名號，一投降，那不前功盡棄。真是豈有此理！”
人的名，樹的影。要沒個好名聲，王士誠能信任他麼？要非“仁厚”，顏之希等能主動投靠麼？海東的勢力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規模，鄧舍現在更看重的，很大程度上來說，不是計較蠅營狗苟，而是怎樣保持、並且發揚光大他現有的“寬仁愛人”之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