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後世的術語來套，有元一代，地主、士大夫對胡元政權的擁護可以歸結到階級利益上。特別南方的地主、士大夫，有堅決反元的，更多的選擇了配合。因為蒙元政府用漢法治漢地，最起碼承認並且保護了他們對佃農、對鄉里巴人的剝削。
學術思想上來講，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嚴夷夏之防”，夷與夏的主要標準在文化，不在種族。
到了南宋，國勢不振，飽受外族欺凌，少數士大夫，如陳亮等人，開始認為“中國”即漢人，對夷狄產生強烈的排斥。不過，這種觀念並不流行。宋之遺民，主要還是由於忠君，而不是排夷。
入元之後，儒生不再講“夷夏之防”，而著重“用夏變夷”。“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主也”。也就是說，夷狄可行漢法，那麼，就承認它們為正統王朝。而元朝已行中國之道，故此可為正統。
也因此，元末群雄逐鹿，絕大多數計程車大夫並沒有響應號召，反而竭力盡忠蒙元。
漢人士大夫的種種心態，簡而言之，其實從十幾年前的一件事上，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至正三年，元帝下詔修宋、遼、金三朝史，任脫脫為主管。
這個史書，蒙元早就想修，只是卻有一個問題，宋、遼、金三朝，誰為“正統”，換言之，蒙元繼承的誰的道統？有以宋為正統，有以遼、金為正統，至少與宋並列為正統的。各種觀點辯論不清，相持不下，故此拖延不決。
到了脫脫修史，畢竟蒙人與遼、金相仿，都是戎狄，不列遼、金為正統說不過去。而漢人對這個正統觀又非常在乎，也不能不取宋為正統。於是，他遂採取了折中的觀點，以宋、遼、金各為正統，互不從屬。至此，方才定下了修史的基調。
當時有兩個名聞天下的漢人士子，一個叫危素，一個叫楊維禎。對脫脫採用的正統觀，他們兩個人一個贊同，一個反對，分別上書，闡述個人的觀點。
危素說：“本朝立國於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國也。”他認為蒙元並非上承宋、金，因此自成正統。元滅宋，取而代之，就像是唐滅隋，宋滅週一樣。完全不必諱言，這是天經地義的。
楊維禎說：“歷代離合之殊，固系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乎人心是非之公。”他認為“正統”與否，不完全取決於統治時間之長短，地域之大小，實力之強弱，名分之偏正，而在“天理人心之公”。
他反對將遼、金也視為正統，“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
他認為，元朝理應上承兩宋而繼承正統，而不是上承遼金，也不是自成正統。他的這個觀念，是比較正統的漢人書生之看法，但不論危素，抑或是他，都沒有反對蒙元不是正統的。他們所爭論的，不過遼金的正統罷了。
蒙元既為正統，小明王、徐壽輝等群雄自然逆賊。是以，自當今元帝重開科舉以來，縱然每次南北榜上，上榜的漢人屈指可數。可他們一旦聞訊，依然趨之若鶩。
寒風撲面，鄧舍仰首望天，碧空萬里，雲朵如絮。他不願為此壞了心情，笑道：“今日出遊，只講風月，不說政事。”
轉下大道，行入小路，積雪剛融，土路泥濘。他揚鞭前指，說道：“早就聽聞慶千興、河光秀等人講過，這錦繡山上有一座永明寺，百年的名剎，很有幾個得道的高僧。今日我等既來，不可不去尋訪。”
王宗哲湊趣，道：“丞相大人平日繁忙，少有休息，今難得半日閒。若去了他那寺中，也是那些個僧人的福分。”
李敦儒偷覷鄧舍兩眼，壯起膽子，堆積笑容，說道：“蒙元重佛，連帶高麗也是如此。卑職往日居遼陽，常見城內城外的寺廟中，不但漢人，包括高麗的流民，信男信女來往如織。丞相大人要尋訪寺廟，卑職大膽臆測，怕也有探查民情的意思在內吧？”
拐彎抹角地拍鄧舍馬屁。鄧舍瞥了他眼，一笑，道：“員外郎好會說話。”他們百十人都騎著馬，速度快，四五里地眨眼就到。此時，漸漸近了山外，鄧舍深深呼吸，空氣清冽，帶有松柏的清香。
他征戰連年，從沒過今日的心情。部屬們一句一個的丞相、主公，即便沉穩如他，也忍不住心生漣漪。他不由嘆息，觀望山林聳峙，忽有所感，扶刀策馬，悠悠吟誦，說道：“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這是唐人劉禹錫的《陋室銘》中的幾句，放在此情此景，諸人聽了，同時心中一動。
李敦儒反應快，再接再厲，補上：“斯雖僻野，有公則行。”相比中原、江南，這裡雖然是窮鄉僻壤，但是有了您，大名必然行於天下。
接著拐彎抹角地拍鄧舍馬屁。好話聽多了，未免無趣。鄧舍微微一笑，對姚好古道：“山路崎嶇，先生仔細道路。”
李敦儒抹了額頭汗水，鄧舍不理會他，他越發不安。其實，鄧舍對他並無偏見，李阿關得罪他的那點事兒，算得了甚麼呢？無奈李敦儒不這麼想。自鄧舍破遼陽，殺關鐸及其親屬，他沒一天睡好的，夜夜失眠，一閉眼就是噩夢。
要說起來，鄧舍對待李敦儒的態度，與對王宗哲等降官並無二樣。無奈李敦儒也不這麼看。
他性格膽小、敏感，從他怕老婆上就能看的出來。最厲害的時候，李阿關仗關鐸之勢，叫他往東，他不敢往東；叫他往西，他不敢往西。
鄧舍有次主動尋他說話，他之所以擺出愛理不理的態度，就有聽從李阿關背後命令的因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