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詩人陸游晚年寫給兒子的詩中有這麼一句：“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戰爭也是同樣道理，勝敗與否，絕不僅取決於沙場征戰的將士，國家的每一個角落裡的齷齪骯髒或高貴純潔，都影響著勝利天平的傾向。
先後進行了西征和兩次北伐的桓溫對東晉帝國“外難未彌，內弊交興”的狀況深有體會，優秀的將領，勇敢計程車兵，最終依然失敗了戰爭。那麼，決定勝負的因素，一定在戰爭之外，在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縮影。
戰事進行期間，桓溫多次上書朝廷，力求透過改革以增強國力，提高軍隊戰鬥力。最為著名的有《七項事宜疏》等，其內容針砭時弊，足以彰顯桓溫卓越的政治才能。
在具體事務方面，桓溫主持了東晉歷史上第三次“土斷”。
所謂“土斷”，大可以參考當代的“人口普查”，即透過清查戶口，使廣大人民登記在冊，“黑戶”變“白戶”，以便於統治。
進行“土斷”的主要原因在於，由於晉人南渡和世家大族的蔭庇，導致大量沒有戶口的“黑戶”產生。“黑戶”由於沒有戶口，所以不需要交賦稅，也不服兵役，只對“蔭庇”他們的世家大族和地主交租，對國家無任何貢獻和義務。這種情況的產生，嚴重影響國家稅收，損害東晉國家利益。土斷在客觀上具有抑制和打擊世家大族和地主勢力的作用，是東晉迅速提升國力的必然選擇。
364年，桓溫受命主持“土斷”，史稱“庚戌土斷”。
與晉元帝、晉明帝年間的兩次土斷不同，庚戌土斷不但要斬斷士族高門與南遷流民的聯絡，而且要清理他們隱匿的所有民戶。這些民戶被清理出來後，從此脫離士族高門，並且要向朝廷納賦稅、服兵役。
在實施程序中，桓溫執法嚴苛，不畏權勢，使“土斷”得以順利貫徹落實。據《晉書》記載，王彪為會稽內史，執行桓溫“土斷”法令，僅會稽一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
“庚戌土斷”是東晉歷史上最徹底的一次土地改革，國家控制的人口數量大大增加，賦稅隨之增多，腐朽沒落的東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復甦。同時，“庚戌土斷”為桓溫第三次北伐及後來謝安當國，組成北府兵，一舉取得在淝水之戰的巨大勝利奠定基礎，更令其後整個南朝皆為之得益的關鍵政績。
多年以後，再一次實施“土斷”的劉裕這樣評價桓溫的政治改革：“財阜國豐,實由於此”。
倉皇南渡的東晉，能夠在總體上對北方政權保持攻勢，桓溫承上啟下，功莫大焉。
對於桓溫而言，一切的改革，全都是為了實現北伐的成功而服務，光復山河的理想才是他的終極追求。當然，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為了實現其日益膨脹的個人私慾所做的必要準備。
不同的目的，卻需要用同樣的手段來完成。於是，安於享樂的清談家們和寧願孤身犯險的桓溫就有了很深的“誤解”。對錯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坐而論道一定不可能收復淪喪的山河和拯救異族鐵蹄下的百姓。
唯物的歷史觀說，是、非這兩者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否則將會影響我們對歷史人物的客觀評價，使真相湮滅在時間的消磨中。人性本就複雜，他年之非不能掩今日之是。
歷史是一面照亮人心的鏡子，為什麼只要是桓溫所做就一定是齷齪骯髒？
369年四月，桓溫發兵北伐前燕。
箇中原因總結如下：其一，改革完成，國力大增，有了“財阜國豐”的基礎，桓溫認為，晉軍有實力和北方騎兵一戰；其二，前燕南下後，多次進攻東晉，並於365年攻克洛陽等地，給東晉造成極大的威脅；其三，桓溫自363年掌握朝政之後，尚有徐、兗二州及豫州兵力不受控制。據載，由於東晉內部鬥爭，桓溫不可能透過正常途徑獲得以上三州軍政大權，所以急需透過北伐建功以提高自身威望來實現野心，最終達到謀權篡位目的。其四，前燕戰神慕容恪病死之後，慕容垂遠離政治中心，慕容評與太后可足渾氏沆瀣一氣，專權亂政。桓溫認為，北伐前燕的時機已經成熟。
這是桓溫歷次北伐中規模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出師時有百官相送，都邑盡傾。北伐軍共有步騎五萬，兵分東西兩路。西路由王導時留下的宿將袁真帶領，任務是穿過譙、梁二郡，打通石門水道，把糧草運送到黃河前線；東路由桓溫親自率領，從駐地姑孰出發，經水路進入黃河，沿河西上與袁真會師。
北伐軍途徑金城（今江蘇句容縣北），桓溫看到曾經在此任職琅琊太守時種下的柳樹已有十圍粗，當時場景歷歷在目，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於是折枝在手，潸然淚下，感慨良多：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草木無情，人生易老，桓溫第三次北伐時，中原淪落已經五十餘年，晉氏南渡，也已經傳到了第五代皇帝。南渡遺民已經老去、凋零，在南方長大的新一代遺民子弟，早已將他鄉認作故鄉。桓溫所感慨的，不僅是自己壯志難伸，也是無數仁人志士北望中原而無可奈何的嘆息。
壯志未酬身已老，中原北望呼奈何！但有三千精騎在，為君百死定風波。感慨中的桓溫正手握數萬大軍，肩負著太多人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