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見了四人後的當天晚上，我將一封寫好的信放進軍用郵筒。
這封貼了“加急”郵票的軍郵會被快速郵船帶往遼東，寄到中國總督秦向平的辦公室。
我在信上寫了我對明國四人的看法和建議。其中毛承祚此人，我給的評價最低。
這倒不是說他的能力最差，軍事技能最生疏，畢竟這些硬實力不由我評論。我在信上寫明，毛承祚此人對澳宋的認可度最低，言談舉止中透出一種“雖然澳宋科技發達國力強盛，但我的祖國是大明”的感覺，用中國傳統的詞語表示，大概就是所謂讀書人的民族氣節吧。
不過我本人是不怎麼認同這種“民族氣節”的。套用一句經典的評論，“民族氣節與民族主義大為不同...這種氣節主要體現在讀書人身上，即中國傳統意義上計程車人...他們受了朝廷的恩惠，享有各種特權，其中一些尚存有羞恥心計程車人便認為自己應當對皇帝盡忠，在朝廷面對生死危機的時候會不惜性命去保衛它...後來我大宋的民族主義思想廣泛傳入明國，一些開化的人就把以前那些為了朝廷犧牲生命的人稱為有民族氣節的人...”（注1）
嗯，民族氣節這種東西啊，有當然比沒有好。但我們還是要分清它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差距。後者是冷兵器時代的核武器，前者可就沒有什麼殊榮了。
說到底，澳宋主流的看法是，民族氣節只是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賦予他們利益的朝廷的效忠罷了，並不是每個自然人對其民族和文化的無條件的愛和忠誠。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大宋被蒙元步步摧毀時，全國會出現跨越階層的全民抵抗運動，而中國歷史上那些內戰只會有一些官僚和地主階層去為皇帝老子效死了。
至於馬德龍孫宜興兩人，他們對我澳宋的認可程度就高了不少，我判斷宋明兩國在他們心中大概是處在同一位置。
吳堅忠嘛，我給他的評價是最高的。一方面是他先前就具有很好的心理素質和卓越的戰鬥素養，並且在本土有一年左右的實踐經歷；另一方面，就是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口頭表達和行為語言是最自然的，不像毛承祚一樣帶著一種潛意識地抗拒。稱呼我國也是“大宋”而不是“澳宋”。
當時我就對這種現象有一種猜想，後來在中國的見聞也確定了這種猜想的合理性。即，原階層越高，受過封建教育越深的明國人，對明國朝廷的認可就越深，對澳宋的抗拒就越大；而如同馬德龍孫宜興這樣的中下層明國人和吳堅忠這樣原本是佃戶出身的底層明國人，卻很容易接納澳宋。
當然，這個猜想並不包括水太涼那樣的慫包，他們老老實實給我澳宋當順民就好了。
那時的我還不知道，就在我還在北海灣市等候啟程的時候，數千公里外的孟加拉灣，一場拉開印度洋戰爭序幕的海戰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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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官，報告座標！”
王浩民雙手端著望遠鏡，嘴巴向身邊的航海官發出指令。
“報告，目前我們處於北緯6度30分，東經77度11分，距離印度最南端大約200公里。”航海官大身回覆。
“好啊好啊，”王浩民低聲喃喃，“記錄，1629年2月27日下午14時46分，於相關經緯度捕獲葡萄牙人艦隊。”
一旁的航海官迅速在航海日記上記錄下船長的話。這本日記將成為印度洋戰爭最確切爆發時間的記錄者。
看著海洋盡頭那依舊毫無察覺地向自己駛來的葡萄牙東方艦隊，王浩民慢慢放下望遠鏡，嘴角的笑容愈發明顯起來：“傳令下去，全艦隊升起戰鬥旗。”
副官馬上跑到駕駛室一角，用一根中空的鋼管向上層喊話。
幾分鐘後，在隨風飄舞的藍底白啟明星海軍旗旁，一面繪著金龍的紅旗被水手升起，隨著印度洋的風一併起舞。
很快，由三條戰列艦、四條巡洋艦、七條驅逐艦組成的澳宋共和國印度洋艦隊第一編隊全部掛起戰鬥旗，硬帆被海風吹得鼓起，換裝了蒸汽機的戰列艦和巡洋艦將蒸汽機功率升到最大，滾滾黑煙開始在赤道附近的海面上升起，湛藍的海水被水面下的螺旋槳攪得冒出洶湧的水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