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的軍功爵制區別於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其爵位是按照軍功來分配的，而不是按家族。無論你祖上是什麼爵位，無論你祖上是不是顯赫貴族，這些都與現在的爵位分配無關。
要爵位，想要成為貴族，就得拿軍功說話，這就是所謂的“無功不受祿”。哪怕是為秦國做出過汗馬功勞的商鞅也不例外。
例如在《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商鞅使用計策擊敗魏國，使得魏王害怕，不得不以河西之地為籌碼與秦國求和。商鞅這才得以封地於商，號為商君。
反觀秦國四貴，除了魏冉有軍功和賀以外，其餘三人在史書上並無記載有何功績。事實上，在司馬遷的《史記》中，也只有魏冉得以列傳，其餘三人都只是在《史記·穰侯列傳》中提到過寥寥數筆。
然而，就是這三位身無寸功的人，權勢卻能夠與魏冉比肩，被范雎稱為“文信之友”“太后”“華陽”“高陵”“涇陽”，太后不聞其有王也。由此也能看出王權的衰落。
因此，秦國四貴的存在實際上就是秦國制度的倒退。如果秦昭襄王不能驅逐四貴，那麼秦國的軍功爵制也早晚會淪為擺設。
四貴的專權，阻礙了秦國人才的引進，並非無的放矢。以范雎入秦為例，范雎入秦之前曾經碰見過未來的車駕，不得已范雎只好躲在車中，後面更是跳下車來逃跑，以此躲避魏冉的搜查。
理由就是《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中范雎所說的“無文侯專秦權，諸侯客此恐”。如果王寧前一車中，魏冉為何如此痛恨各國的說客？
我們不得而知，但以范雎此前卑微的身份都聽說過秦國的魏冉，討厭他國的說客，更何況其他人呢？
雖然魏冉提拔了白起，但一統天下絕不是隻需要一個或一國的人才，而魏冉的這種排斥行為無疑會將六國的人才拒之門外。
驅逐四貴之前的秦國看似風頭無二，在各國之中最為強大，但正如上面所說的，四貴的存在在無形之中破壞著秦國最根本的制度。
因為人才引進也是秦國強大的根源之一，商鞅、張儀以及後來的呂不韋、李斯，大多數有才之士也都非秦國人。由此也能看出，如果四貴專權長此以往，秦國還能順利統一天下嗎？
在范雎的建議下，秦昭襄王驅逐了以魏冉為首的四貴，還廢掉了秦宣太后的權力。自此，秦昭襄王開始真正掌握王權，開啟秦國一統之路。縱觀戰國各國曆史，國家內部的穩定往往十分重要。
秦國四代亂政，趙國沙丘宮之變，燕國子之之亂……這些各國權力的爭鬥力度，大大削弱了國家實力。而范雎削弱外戚勢力的勸諫，對於秦國內部的穩定和發展可謂居功至偉。
太史公司馬遷曾評價范雎：“疑犯之恩必償，睚眥之怨必報。
”然而，後半句卻有失偏頗。范雎早年在魏國時，不僅不受重用，反而被魏國大夫須賈誣陷，被魏相魏齊打斷肋骨，奄奄一息，又被扔到廁所讓人撒尿。
范雎靠著裝死才逃脫一劫，後來在鄭安平的幫助下才來到秦國，面見秦王，最終得到重用。
為了報恩，范雎推薦了恩人鄭安平，使其擔任要職。而面對昔日陷害和侮辱自己的仇人，范雎只是處死了差點害死自己的魏齊，而對對自己還有些許善意的須賈則選擇了放過
。范雎有仇必報，有恩必還，但即使報仇也沒有趕盡殺絕。由此也能看出，范雎快意恩仇，絕非心胸狹窄的小人。
儒家的思想教化常常讓人以德報怨。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很多人總是用“以德報怨”這個詞來勸人大度，勸人向善。
當你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時，他們總是勸你不要跟對方一般見識，要用你的寬容和感恩之心來感化對方。然而，說這些話的人往往站著說話不腰疼。
況且孔子所說的“以德報怨”也並不是這個意思。《論語》中說：“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春秋公羊學派也提倡“有仇必報”。
最初的思想並不是去做“老好人”，而是公正地對待仇恨——冤有頭，債有主，不能擴大範圍。范雎的復仇也並非睚眥必報，而是有節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