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歷史即將會沖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只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揣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慾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慾望，連遠航萬里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他文明瞭。
3
漠然於空間也必然漠然於時間，這個關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裡已經說清楚。那麼，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尤其是歷史上那種與矇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歷史力量，儲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麼可惜。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瑣碎、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近年來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歷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面的負擔，也有正面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麼，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檢討：“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漠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麼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歷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只有找到了這一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里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裡，既疑惑又信賴地面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矇昧和野蠻裹卷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後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我為人為文的主題，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麼是矇昧和野蠻，什麼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文明的碎片·題敘》
我早就說了“遠遠近近”，在這一件事上沒有疆界。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
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歷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著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問詢，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里宿命。
毀滅後的復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歷史的歡呼中浸泡著太多的嘆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只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做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面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一無例外地被矇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慾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復興的輪迴中帶出的，卻是平靜。
然而最大的平靜還屬於北方雪原。那兒曾把海盜們的血腥嘶叫無數次輸入歐洲腹地，帶回來的卻是教堂寬厚的鐘聲。雪原上的海盜們終於震動，開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間窺探法律和秩序，最後正是他們，以自己的脫胎換骨證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見，歐洲文明雖然至今還深沉於中部、燦爛於西部，卻以既不深沉也不燦爛的南部和北部為命脈。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偉大的出發而留下灼熱的荒涼；而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由人性俘虜獸性、由文明收編野蠻的人格大戰，留下了最具象徵意義的溯風疆場。
所以，在這本書裡，我把歐洲文明重新推到艱難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讀解它的鑰匙孔，放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種文明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們放回到與矇昧和野蠻交戰的第一線，才會臨陣清醒，不斷地重新體驗自己的文明本性，並與其他文明溝通。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我們需要呼籲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那麼，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歷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復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復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矇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面。為此，中華文明願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並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麼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