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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裡。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裡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麼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只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裡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著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只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面。這裡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裡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物件，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啣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麼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後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做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裡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緻，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裡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裡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裡“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只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模仿象牙塔裡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從其他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察試其他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只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裡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汙、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2
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在《千年一嘆》自序裡說過，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憂。感受可以嚥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箇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麼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裡微笑的目光，只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閒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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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Koieve）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即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都已進入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區域性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裡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裡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系統裡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歷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裡等著採訪我的發達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廕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憂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見《千年一嘆》378—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