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後來一想，不移也罷。他從前打人，靠的是誣陷、造謠、告發，現在到了你們這裡，他畢生功夫全廢，那您還怕他什麼呢？
從此，您可以近距離地盯著他看。我早就發現，凡是害人的人，目光總是遊移的。他會用眼睛的餘光來窺探您，您還是不放過。世上再陰險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這種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離。但是，在這安靈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裡逃？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末日審判”。審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審判的語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過去的主題是惆悵。我曾經責怪您為什麼不增添一點憤怒，現在我不責怪了，只勸您增添一點嘲諷。像曾遠風這樣一直氣焰萬丈的人最後也不得不讓您來日夜看管，看管著他無聲無息、無親無友的終點，給一點嘲諷正合適。
更需要嘲諷的卻是人世間，居然慫恿了他那麼久，給他喝彩，給他版面，給他伸展拳腳的平臺，幾十年間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的勸阻和批評，使他無法收手，難於後退。直到他一頭紮在這裡，人們才棄之如敝帚，轉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讓他們來製造新的不幸。這，還不值得嘲諷嗎？
徐扶明先生，在中國戲曲聲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師長，但在社會人生奧秘上，我要不客氣地說，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師長。今天我要問您一句：為什麼曾遠風永遠打人，而您永遠捱打？
我看到您在搖頭，直愣愣地等待著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簡單：他打人，是為了不捱打；您捱打，是因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毀人，細說起來也就是從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攻擊他人，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魔幻事業。
您會問：怎麼會是“魔幻事業”呢？
我要告訴您：這，與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有關。很多民眾只要從攻擊者嘴裡聽到別人可能有什麼問題，就會非常興奮地相信，還會立即把攻擊者看成是政治上的鬥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隨，投入聲討。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事態已經變成了那個被攻擊者與廣大民眾的對決，攻擊者不再擔負任何責任。有些官方媒體又會火上加油，把每一場圍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擊者看成是“有爭議的人物”，使攻擊很快就具有了正義性。
因此，攻擊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從者如雲。這幾十年我們都看到了，那麼多中國人一撥又一拔地輪著受難，只有一批人奇蹟般地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他們。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遠風的攻擊而入獄多年，其實也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可以脫身，那就是攻擊別人，包括攻擊他。而且，這種攻擊永遠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因此，您的受難，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您自己，您不會攻擊他人。
我也和您一樣，從來沒有做過“以攻為守”的事情。對此，我的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壓根兒不存在向別人進攻的能力，我卻不是。您知道，我是歷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評審，在語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對於放棄攻擊，我們兩個都不會後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著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後悔。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勝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中國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像過去和現在這樣，一起助威吶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髮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與徐扶明先生說完話，當然就躲不過近在咫尺的曾遠風了。其實我也不想躲，很想與他交談一番。但估計，他也只會聽，不會說。
從哪兒開口呢？與他這樣的人談話，我一時還拿不定方向。
曾遠風，在年齡上你是我的前輩。你告發徐扶明先生“攻擊樣板戲”的時候，我才十九歲；徐扶明先生終於平反，而你又轉身成為“文革”的批判者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你向我告發那個姓沙的左派編劇時，我四十一歲；你向全國媒體告發我為一個流亡人士的後輩寫序言時，我四十三歲；你參與那幾個“啃餘族”對我的圍攻時，我五十六歲；你突然以“異議分子”的身份向外國人告發中國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時，我五十九歲。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你一定還實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發，請原諒我掛一漏萬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以不尋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輩子。
親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堅強。因此，你對我相當重要。
你早年讀過中文系，後來的身份，是“編劇”、“編輯”、“雜文作家”。你讓我想到十幾年來一直在誹謗我的那幾個“啃餘族”與你一樣，清一色出自於中文系，都曾經染指文學創作，卻又文思枯窘而改寫批判文章和告發信。有趣的是，當年你向我告發的那個左派編劇，後來也走了一條與你相同的路：藉由文藝玩政治，天天傷害無辜者。
說遠一點，你曾經效忠過的“***”裡邊，也有三個人是文藝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貫通，原來你們把文藝創作中的虛構、想象、誇張、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實社會的人事上了。你們把偽造當作了情節，把狂想當作了浪漫，把謾罵當作了朗誦，把謠言當作了臺詞，把圍攻當作了排演。只可憐了廣大無知的觀眾，居然弄假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