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答道：“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後，我沒有任何官職，也不是什麼代表、委員，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協會，因此沒有絲毫權位可言。他們能爭什麼？”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利益之爭？”
我回答道：“我幾百萬言的研究著作，十幾萬公里的考察計劃，從開始到完成，從未申請過一分錢的政府資助。他們能爭什麼？”
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學術之爭？”
我回答：“我的研究課題從來不與別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線從來不與別人交錯，我的表述方式從來不與別人近似。他們能爭什麼？”
您繼續問：“你與他們，有沒有意氣之爭？”
我回答：“你們看見了，那麼多人連續傷害我二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把傷害我當作一項穩定的謀生職業，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
您停止提問，靜靜地看著我。
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了您的聲音：“你的每一項回答，大家都可以見證。看來你是一個最不應該受到誹謗的人，卻受到了最多的誹謗。造成這種顛倒一定有一個特殊原因，例如，剛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國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招來那麼長時間的誹謗。”
您說：“聽口氣，你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
我說：“我自己也曾經百思不解，後來，一番回憶使我找到了鑰匙。”
“什麼回憶？”您問。
我說：“回憶起了我還沒有辭職的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後來多得多。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最年輕的廳級官員，而且還執掌上海市那麼多人的職稱評選。我當時的行事風格，更是雷厲風行、敢作敢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僅沒有受到絲毫誹謗，而且也沒有聽到過一句非議。連後來誹謗我最起勁的那幾個人，當時也全部對我甜言蜜語、讚頌不止。”
“我已經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說，“你遭到長期誹謗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較徹底地離開了一種體制。”
我說：“體制是一種力學結構，就像一個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卻也互相牽制，獲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個人悄悄地開啟城門出去了，城門在他身後關閉，而他騎在馬背上的種種行為又經常出現在城裡人的視線之內。他的自由，他的獨立，他的醒目，無意之中都變成了對城內生態的嘲謔。結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為射箭的目標。由於城門已關，射箭者沒有後顧之憂。”
“這樣的城堡，可能不止一個吧？”您問。
“當然。”我說，“城堡的本性是對峙，如果只是一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在，有的城堡因為有國力支撐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則因為有國外背景而相當熱鬧。我呢，只能吟誦魯迅的詩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但是我比魯迅更徹底，連戟也沒有。”
您點了點頭，似乎不想再問，卻還是輕聲問了出來：“堡外生活既孤獨又艱險，你能不能，從哪個邊門重返一個安全的城堡？”
我說：“我知道您說的是哪一個城堡。官方體制對文化創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產生過不少排場很大的官方文化，這當然也不錯，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內。這是因為，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後者以個性而詩化的秘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命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後者。您看現在，財源滾滾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處處嬉鬧，便是徵兆。因此，我要不斷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這樣，不能這樣。”
您又問：“那麼另一個城堡呢？”
我說：“對那個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專制弊端，揭露權貴集團，推進政治改革，但現在已經失望。因為它摻入了太多的投機、虛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試著與這個城堡裡的人對話，發覺他們大多自命為中國的救贖者，卻以揭秘的腔調散佈著各種謠言，而且總是把一切文化問題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別的問題。他們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論，初聽起來還有一點刺激，再聽下去就無聊了。”
您說：“看來，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長輩的身份告訴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無幫，何懼孤步，何懼毀謗。”
我說：“對，不怕。”
與餘鴻文先生的對話有點累。他的那麼多盤問，我知道，正是代表眾多長輩對我的審訊。
接下來就不會這麼嚴肅了，急著想說話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歷來寡言，現在仍然微笑著等我開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說。
徐先生，我的朋友，剛才我在安靈堂，一心只想把您從曾遠風附近移開。您告訴過我，人生如戲，角色早定，他永遠打人，您永遠捱打。在這裡你們靠得那麼近，又是面對面，我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