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的大紅旗袍，色彩絢麗醒目，款式別緻，充分展現出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著重體現東方女性含蓄優雅的魅力。
現代常見的旗袍織錦緞，圖案為傳統的中國紋飾如雙魚、富貴花、梅花等，還有以中國水墨畫手法描繪的花卉圖案設計的手繪旗袍。
旗袍曾於民國十八年（公元1929年）四月十六日國民政府頒佈的《國民制服條例》中被定為國家禮服。《國民制服條例》第二條（女子禮服）規定：“一、衣：式如第四圖，齊領，前襟右掩，長至膝與踝之中點，與褲下端齊，袖長過肘，與手脈之中點，質用絲麻棉毛織品，色藍，鈕釦六。”
受清朝旗人袍服影響，從民國至今開始將女袍統稱為旗袍，受當時環境影響，一般人都知道滿清時代的旗人婦女有其特有的旗袍，而誤認為漢人婦女只服裙裝，不同於旗人。
於是今人皆曰裙是漢人婦女的服裝，卻不知兩三千年來中國的婦女們本是袍、裙兼施，以袍形長衣為傳統的禮服，但因時代變遷，便有袍裙夾雜的糾葛，亟待澄清。臺灣就曾針對旗袍的問題有過一場正名運動，將對近代漢籍女袍之名旗袍正名為祺袍。
去其歧義，取其吉祥之意。顧證名實，澄清訛誤庶幾名歸實至，順理成章。中國婦女有多種袍服，上下兩三千年一脈相承，更不應只以旗袍一詞涵蓋一切。臺灣中國旗袍研究會主席王宇清就曾發起正名運動，改旗袍為祺袍，並呈報官署，獲得批文。
其理由如下：“一臺市店招已有大部用了十餘年祺袍。二祺為吉祥之意。為何必改旗袍為祺袍，因中國婦女之袍服，乃兩三千年來的古禮，而旗袍一詞起源甚晚，只三百餘年，和可當三千年女袍之實？在這旗人所穿之旗袍有其固有之款式，且較固定，而中國數千年的女袍多姿多彩，遠非旗袍所能望其項背，則旗袍之實又何可稱其名？因此，必得旗為祺。又說為何不只稱袍或女袍，因袍缺少女性的專屬詞性，女袍不習慣不順口，無可行性。如果不改，則名不副實，更且旗、祺、褀亂成一片，莫衷一是。且先例很多，如緙絲之刻絲，縉紳之搢紳等。”
其實旗袍改名祺袍在1974年元旦就已經開始，這一天中國旗袍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於臺北市。改旗為祺一致透過，立即著為會章條文，呈報主管官署核備。遂成定案，明載官籍。
就袍服的演變過程看，袍服的演變史就是一部民族的融合史，文化的交融史。北朝後期流行的袍服的圓領就是受北方少數民族影響而產生的，袖子從寬鬆到緊窄更是少數民族和漢族服飾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
衣身的寬舒到緊身適體更是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而形成的，總體而言，中國袍服的演變就像中國民族的演變一樣，是漢族不斷與周邊少數民族交融的結果，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傳統的袍服演變基本是以漢族主流袍服款式為主，吸收其它民族好的元素而成，而今受西方文化影響深重，本末倒置，直至基本將傳統的全部丟掉了，文化的喪失對於一個民族無疑是一場重大的災難。
呼籲對傳統的傳承，對傳統服飾的傳承無疑是每一位華人應有的責任，這需要民眾對傳統服飾文化的普及、執政者對服飾文化的重視、及文藝知識界的倡導。
民國文化女性的名字，總伴隨著她們的旗袍照，例如宋氏三姐妹、吳健雄、吳貽芳、林巧稚、阮玲玉、周旋、張愛玲、林徽因、蕭紅和丁玲等。
珍貴文化遺產——蘇州評彈的女演員的服裝也依然是旗袍，其它傳統說唱藝術如大鼓和評書等也多以旗袍為女演員傳統服裝。
歷史悠久的香港小姐，香港華裔小姐，亞洲小姐和廣州西關小姐選舉中，她們期間或最後必定會穿旗袍。
以旗袍為賣點的電視劇和電影則不斷出現，比如著名的花樣年華、色·戒等。
2015年5月16日，由中國旗袍會發起、全球420個分會響應的旗袍秀在全球範圍內展開，15萬華人身著典雅的旗袍，挑戰人數最多的旗袍秀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海倫·福斯特·斯諾是《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的遺孀。此書記錄了他與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時期的會晤。一九三一年海倫第一次去上海時，年僅二十三歲。海倫的好友波莉在全美到處為中國為“工合”籌款，宋慶齡得知後送了她自己的旗袍並囑咐波莉在全美各地演講時穿上。
斯諾夫婦到達菲律賓繼續為中國為“工合”籌款，波莉將旗袍又送給了斯諾夫婦。1998年3月17日，58年後，這件漂亮的旗袍從美國迴歸中國，回到了北京後海北沿四十六號“宋慶齡故居“。
宋美齡衣櫥內的旗袍件數，大概現今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無人出其右者。宋美齡的旗袍件數多，和有一個勤奮的裁縫師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這位裁縫師傅叫張瑞香，是一位男性裁縫師。
張瑞香所以受到宋美齡那樣愛護的原因，無非是因為手工細巧、忠心耿耿。張瑞香幾乎每天都在不停趕工，為宋美齡製作旗袍，他大約每兩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後，張瑞香就把新旗袍捧到宋美齡面前邀功。
宋美齡一般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櫥裡妥為保管，然後便再也沒見她穿過，因而，宋美齡的旗袍大概穿來穿去，總是那幾套，不會有太多的更換。張瑞香除了過年除夕那天休息外，其它時間都在做衣服，而且只為宋美齡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們為了投其所好，送宋美齡的東西多半有衣料，這些綾羅綢緞，就夠張瑞香一年忙到頭。宋美齡的超大型衣櫃，便成為世界最大的旗袍儲藏室。
蔣某曾反感洋兒媳（白俄羅斯族妻子蔣方良，原名菲娜·伊巴提娃·瓦赫瑞娃，俄文為ФаинаИпатьевнаВахрева）不穿旗袍拒絕見面。
曾經給張愛玲做過旗袍的師傅說，“我為張愛玲做過多少件旗袍，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但每件旗袍都是“按圖施工”的。
如她冬天穿的旗袍，有絨夾裡、領頭不能太高太硬，因為她說：“旗袍領頭高而硬，把頭頸撐得筆直，坐著寫作很不舒服。”緊身、窄長袖、兩側開衩至膝部。外加一襲“海虎絨”大衣。春秋季喜歡穿低領、束腰帶的“旗袍裙”。
而她畫的夏季穿旗袍樣式，如“無領、短袖、衣長至膝蓋”稱之為“風涼旗袍”的款式，應該稱之為“連衣裙”了，而且一直流行到當代。
我師傅是個大度而崇拜張愛玲的人。他對張愛玲的“越軌舉動”（把她畫的旗袍圖樣直接交給我為她製作）不僅毫不在意，而且還稱讚說：“張愛玲簡直成了服裝設計師啦！”
張愛玲曾經言到：就是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身邊總能遇到一兩個著旗袍的優雅女子，不見得有多美多精緻，那份氣定神閒的淡然與泰然自若的自信足以令人屏息，更別說古雅旗袍襯托下自然流露的雅緻與高貴。未必想與周遭不同，而只是這東方氣韻更適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