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狀況下，這些苗族聚居區形成了以蠟染藝術為主導的衣飾裝束、婚姻節日禮俗、社交方式、喪葬風習等習俗文化。
苗族蠟染是為生產者自身需要而創造的藝術，其產品主要為生活用品，包括女性服裝、床單、被面、包袱布、包頭巾、揹包、提包、揹帶、喪事用的葬單等。
一般而言，染色材料的利用、染色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應該早於蠟染工藝。也就是說蠟染工藝的產生，必然要經過一段漫長的對染色材料認識與應用過程。
這個不可缺少的環節與過程，為蠟防染工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追溯歷史，舊石器時代的中國山頂洞人，就已經使用礦物顏料來著色。
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記載，早在公元前3000年，中國就已經使用植物染料茜草、靛藍、菘藍、紅花等進行著色。
印度在公元前2500年才使用茜草和靛藍，比中國晚了500年。埃及在公元前2000年使用菘藍和紅花，比中國晚了1000年。可見，中國紡織染色的歷史極為久遠。
在這裡，我們研究中國染色的萌芽及發展過程，就是為了探討蠟染產生前的一些基本條件。
探討蠟染起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這種研究所依據的材料，除文字記載之外，更重要的是實物的發現。
遺憾的是古代生活中最常用的蠟染物品是貧窮百姓使用的，而百姓階層的生老病死大多數是從簡的，因此，古代蠟染的實物出土實在少之又少，這和皇宮貴族死後所留下的大最豪華的紡織品簡直無法相比。
這種現狀勢必會給研究中國佔代蠟染帶來困難。那麼，如何研究這份寶貴的遺產呢？除了根據文字記載和出土實物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依靠邏輯推理作出分析和判斷，以此來研究中國蠟染才有一定的說服力。
儘管這些推斷也許不盡完善，但也可以為進一步研究作出一定探索，提供一種思路。為此，可以認為，從北京山頂洞人使用單一的礦物顏料到後來豐富多樣的染料；從原始先民的單一色彩塗繪到後來的多樣色彩浸染，媒染，套染等，必然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
但其發生與發展總趨勢應該是：從使用色彩材料來說，古人是從自然色彩物的使用（直接使用帶有色彩的自然物）發展到對自然色彩物的加工後使用（自然物的研磨與調混形成色彩），或者二者同時發生，從色彩裝飾物件來說，古人是從利用色彩著色於自身（塗身，文身）發展到利用色彩著色於物體（彩陶、服裝等），或者二者同時發生；從織物染色工藝來說，古人是從單一的手繪色彩於織物上發展到多種方法賦彩於織物上（繪、繡、印、防染等），或者多者同時發生。
上述推斷，可根據文字記載與出土實物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證實。根據歷史學家的研究，人類對色彩及染料的認識與應用遠早於紡織色彩。
人類使用色彩的行為經歷：“人類從著色於自身開始（文身）——發展為著色於物體。”考古材料已經證明人類最早認識的顏色是紅色，5萬年前的北京山頂洞人就已經開始使用紅色礦物顏料。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人已經知道染色。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曾發現赤鐵礦（赭石）粉末和塗染成赤色的石珠、魚骨等裝飾品。
新石器時代的塗彩更多。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七的酒器和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彩陶上，有紅、白、黑、褐、橙等多種色彩。當時所用的顏料，大都是礦石研成的粉末。
除粉狀赭石外，青海樂都柳灣墓地發現硃砂。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發現彩繪和研磨礦石等工具。這些礦石的粉末，曾用於紡織品著色。
商、周時期，染色技術不僅運用於衣飾，而且廣泛採用礦物染料（石染）和植物染料（草染）。在礦物染料中，最先使用的是硃砂。硃砂即我國史書所載的“丹”（即氧化汞）。
最具說服力的例項是陝西茹家莊西周墓中出土的紡織品，其上的硃紅色用硃砂染成。當時，染色技術運用比較廣泛，官廷手工作坊中設有專職染色的官吏，管理染色。
另外還專門栽培一些染料植物，較普遍的有藍草（蓼藍）。《夏小正》中已有“五月，啟灌蓼藍“的記錄。就色彩品種而言，《詩經》提到的有“綠兮綠兮，綠衣黃裡”、“素衣朱繡”、“載玄載黃”等。
染色的工具，相傳有染缸和染棒。根據顏料和染料的特性，分別採用膠黏劑和媒染劑，建立了套染、媒染以及“草石染”並用等工藝。
彩陶繪色、織物染色等歷史事實說明蠟染產生已經具備充分的條件。百镀一下“大時代的夢爪书屋”最新章节第一时间免费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