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這不是一個在歷史上被濃墨重彩所描寫的改革。
相比較起來，後面王安石的變法，似乎更加的廣為人知一些。
而從最後的結局來看的話，雙方之間，卻又是幾乎沒有多少的區別，
一個王朝，一個時代的弊端，對於很多人來說，並不是不明白。
甚至是因為他們就生活在那樣的時代當中，因此反而更加的清楚和明白。
但清楚和明白，卻並不代表他們要去做些什麼，
很簡單，天下之間，總歸是有著一個有趣的說法。
家與國。
是的，必須要了解且認識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實際上當時的情況下，出現的改革，對於當時的既得利益者。一定是一個相當程度的打擊。
實際上從古至今但凡是牽扯到改革的事情。
這件事情都不會有絲毫的變化。
慶曆新政，自然也是如此。
相較於其餘人變法的剛烈而言。
范仲淹這個人，在更多的程度上，實際上已經在考慮著當時當權者的問題。
北宋的問題有很多，甚至可以說相當的多。
要徹底地將其更改過來，是一個不現實的事情。
所以當下范仲淹將其徹底地對準地一個東西。
乃是冗官。
老生常談的東西了。
在北宋要是沒有冗官簡直是不可能。
進士科，恩科，餘蔭之類的東西，太多，太多了。
一個人在朝廷當官，吃朝廷俸祿的最多甚至不下二十個人。
這是一個何等龐大的數字？
就算是對於一個廣闊的帝國來說，要供養這些人，也不是一個很簡單地事情。
況且大宋還有另外一個情況，那就是兵力龐大的同時。
幾乎可以說沒有多少的戰鬥力。
於是這裡就自然而然的延伸出了另外一個問題。
大夥兒都是王朝，自然是知道具體的稅收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