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它就不能絕對公正的地解決關於對惡行的終極審判，就不能給人的靈魂以終極的慰藉和安寧，就不能給人的靈魂與死而復活的希望，凡是種種，就表明它仍然不是完美的全能全善的，而只有那完美的全能全善的存在，才配得上法的終極依據和來源。”飛龍說道。
“除了上帝就沒有別的形式與途徑是完美和全善全能的了嗎？”昭熳說道。
“世界只有一個源頭，這就排斥了多神論，多元化，多重性的終極性說法。所謂多神論，多元化，多重性的說法，乃在於人不認識那唯一，而真正的唯一又不是靠暴力強迫來維繫的唯一，比如黑魔二教，它們也具有終極性，也信唯一神，但他們的傳播方式與做法是靠非自願自主自由自發的暴力強迫。而基督教的則只是靠傳播，影響，一個人對此認不認信，靠的是自己的自願自主自由自發。唯一神只有一個，袘不會因各種不同宗教組織的人去怎樣去描述袘，袘就會改變自身。所以關鍵的問題不在人們的各自自我強調，而在你那教義的內容是否更符合絕對的完美與全能全善？在你那教義的超越性公正何在？在你那傳播與影響的方式是否沒有采取暴力強迫的專制專橫手段？除了上帝，再無別的絕對完美和全能全善的形式與途經。唯物論具有終極性，能夠解釋很多現象，也能打通很多思維認識的困境環節，但對於人的精神心靈的希望來說，它卻不是完美和全能全善的。絕對精神也是一樣。”飛龍說道。
“體現在市場行為上呢？”昭熳說道。
“信仰的市場行為是面對神聖的敬畏與謙卑，自律與規範，由人的上半身來驅動，而有些市場行為更多是由人的下半身與慾望來驅動，那就是無信仰的市場行為，故而多缺乏敬畏與謙卑，自律與規範。”飛龍說道。
“假如公子不公正，君子不君子，門客，養士與家奴還忠於他們嗎？”昭熳又問道。
“如果還忠於他們，那麼這些門客，養士是和家奴就成了幫兇和狗腿子了。門客與家奴對領主的死忠，始終表面上看是一種制度性的人身依附關係和為了謀生的人身依附的無奈，但更深的層面是對一種良善和道德精神的死忠，因為錢財從來就不是人死忠的理由，真正為錢財而自願主動殉身的人可謂少之又少，只有一種超越性的良善和道德才會構成人的死忠與死難的理由。所以表面上看門客與家奴寧可死掉自己也要為主人去刺殺主人的主人乃是出於一種私人感情性的對主人的死忠，實際上他是為了一種信念，它與主人之間是信念的同盟者，而這個信念大都是超越世俗私人感情的超越性的良善和道德精神。這個超越系的樑上和道德的終極依據和來源只能歸結到上帝。前面說了，石頭不是這個終極依據和來源，絕對精神也不是這個終極依據和來源。”飛龍說道。
“如果要將基督信仰與我們這裡的本土文化傳統習俗進行結合，該怎麼辦？”昭熳再問道。
“那就應該回溯到周制三代的古儒源頭，回溯到那個以血緣宗親為紐帶的分散化秩序的家庭倫理世界，並進一步回溯到全民皆可敬天祭天的傳統。所謂的大家庭，不該是以消滅這些分散化秩序的家庭倫理世界，而代之以君王專制集權獨裁治理的大一統的形式與結構，而是超越血緣，宗親的差別之愛，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小家庭形式而向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家庭形式突破和發展。大家庭仍然沒有被取消，只是這個大家庭不再是血緣式的大家庭，宗族宗親式的大家庭，更不是專制集權獨裁強迫下的大一統的大家庭，而是主動自願敬拜敬虔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人人皆是兄弟姊妹，上帝就是我們共同的家長，而聖經就是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遵循之法和行動指南。”飛龍說道。
“後來的君王皇帝們剝奪和斬斷了民眾百姓的祭天敬天的權利以後所直接導致的後果又是什麼呢？”昭熳進一步問道。
“那就是王族和皇族的神聖性大打折扣。因為神聖性必然來自天。既然民眾百姓上千年都與天失去了直接心靈相通的聯絡，那麼他們的眼界就只能侷限在世俗生活的層面上，而在這個層面上，實用無疑是人的第一選擇，因此強調經世致用，學以致用便不足為奇。實用當中的極致無疑就是權力與金錢，實惠與好處。所以王族皇族在剝奪和斬斷民眾百姓的祭天敬天的權力的同時，也把自身地位的精神屬性領域方面的神聖性給砸毀了。民眾百姓會覺得他們的那個地位並不與天相關，並不是天之賦予，而只與世俗的權力爭奪相關，即你的那個地位是因為你透過武力血酬代價換得的，是透過槍桿子取得的，就是一種唯力決勝，勝王敗寇的結果，跟天之賦予的神聖性毫無關聯。”飛龍說道。
“因此在民眾百姓心中就自然會產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想法，理解和認為？”昭熳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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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大家會認為只要機會合適，誰都可以成王成皇，連地痞流氓乞丐也可以。什麼紫氣東來，奉天承運？叫得山呼海嘯的奴才和犬儒們真那麼看嗎？只怕那王那皇失了勢，失了位，在他們心目中立馬就變得一錢不值了吧？虛偽啊，大家就在這喪失靈魂真誠的世俗表演中竭盡誇張地表演，並樂此不疲。王位皇位既然不是上天賦予的而是人透過殘酷爭鬥獲取的，因此它就只具有實利和好處的價值意義而不具有天之賦予的神聖性，所以民眾百姓自然也就會對所謂天之賦予的神聖性那套說法嗤之以鼻，而只看重現實世俗的實用性，實利和好處，並且明白要擁有那些靠的就是殘酷爭鬥與血酬代價的不二法門。”飛龍說道。
“這是否就是一種社會戾氣產生的普遍根源呢？我也學學你，尋找一下必然性的根源。”昭熳說道。
“對啊。因此人們看重王位皇位看重的是什麼呢？顯然不是它的天之賦予的神聖性，而是它所意味和代表的權力，權勢，金錢，財富，地位，實利，好處，總之就全都是現實世俗實用性的那些東西，普遍的全民價值觀和人心都在往這個上面看。”飛龍說道。
“這是否也算是急功近利和人心浮躁的一個養成根源？”昭熳又調皮地問道。
“你也患根源癖了？不過還真有點關係。正因為人們看重的是你在那個位置上的權力，權位，而不是你的精神層面神聖性，所以當你還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人們當然尊重你，可是當你從那位置下來以後，人們就當你屁也不是。這跟西方的民眾百姓尊重王位皇位，不管你在其位還是不在其位都一樣尊重的傳統還是很不一樣的。”飛龍說道。
“原因何在？”昭熳問道。
“我認為就在於與西方王族皇族沒有剝奪和斬斷民眾百姓的信天敬天祭天傳統有關，因為那種傳統一直保留保持在民眾百姓的精神世界，心靈領域和靈魂層面，所以王位皇位的天之賦予的神聖性在他們心目中不容罔視與褻瀆。”飛龍說道。
“同樣類似的一個問題我還想問問你，就是我們這裡的人為什麼普遍都重人治而不重法治？”昭熳說道。
“這裡的民眾百姓被剝奪和斬斷與上天與上帝的聯絡，從而使法律的來源最多能夠上升到自然規律的層面，即天道的層面，而規律與道雖是精神性概念和說明，但不是靈魂主體，因此它並不能對人形成一種絕對律令的要求，並不能對人發號施令，然而法律擱在那兒不對人發號施令它就沒有作用，所以是必須要有的。”飛龍說道。
“那誰來替代呢？”昭熳問道。
“只能是人，而且是能洞悉和揭示規律的聖人，這或者就是極力推崇聖人之治與賢人之治的來源，這或者就是人治大過法治的開端。人既然大於法，那一切就是人說了算而不是法說了算。人中的誰說了算呢？當然是人中最有權勢權力與地位的人，即統治君王說了算。既然是他說了算，那麼要維護這一點就必然要形成專制極權獨裁的制度來對此進行保障。因此法律在人們的眼中與心目中究竟算是什麼？不是上天的神聖性，不是上帝的絕對性，而不過是專制統治君王手中的權力的玩物罷了，亦即專制統治君王個人的自我意志罷了。”飛龍說道。
“法律的性質既然是如此，它就只具有權力性的巴結和爭奪可言，而不可能具有內在心靈精神上的真正的尊重了。”昭熳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