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的十二年，大明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和平繁榮時代。
朱標繼承了朱元璋與民休息的原則，這位新皇並不熱衷於發動戰爭，除了海外艦隊的行動，大明沒有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戰爭，邊境雖然偶有摩擦，但在明軍強橫的武力威懾下，總體上都是和平的。
因為並沒有繼承“鐵人”天賦，所以朱標被迫擴大了軍機司的規模與作用，逐漸將其從輔佐皇帝以備諮詢的秘書機構，變成了協理批閱公文的實權部門，但軍機大臣的品級依舊低微，在朝堂中被戲稱為“門檻下省”，乃是揶揄還不如古代之門下省的意思.當然，這肯定有部分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滋味在裡面。
另外，朱標對待文臣也頗為寬和，沒有再興起大獄，並且隨著當年南北榜案定下的制度的逐漸執行，開始頻繁地開科取士，進行官員隊伍的更新換代，大量科舉出身計程車子，取代了洪武朝中後期的國子監生員們，成為了官員隊伍的主流出身。
當然，這些科舉出身計程車子，目前還在文官系統的中下層，還得經過一些年的時間，新鮮血液流動完畢，他們才能真正徹底地成為帝國文官集團的主宰。
而這也意味著，以“籍貫”“舉年”為標準，自然而然抱團形成的鄉黨、同年、座師等等關係的出現，強大的文官利益群體的形成，這也是帝國開始進入中期的標誌。
當然，官員隊伍迅速膨脹，肯定是會帶來貪墨、結黨這些負面弊端，不過隨著帝國治理規模和難度的上升，更多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確實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
除了擴大秘書部門和開科取士、不興大獄，朱標還十分樂意於做一個廣開言路善於納諫的皇帝，因為作為一個守成之君，朱標很清楚，他無論做什麼，都是不可能超過洪武時代的，因此，他更樂意在文治上下功夫，在日後的史書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朱標覺得“漢、唐諸君，文帝、太宗能納諫，文帝幾致刑措，太宗致貞觀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所以廣泛接受科道言官們的批評，哪怕有時候這些為了求名的言官，批評的過於嚴苛，甚至有些刻薄。
總之，朱標成為了一個仁慈但有原則的君王。
他親自修訂《大明律》，秉持著“有罪不可倖免，無罪不可濫刑”的原則，把洪武朝定下的重重嚴刑峻法，進行了放寬，不再允許宮刑等以致殘不致死為目的的殘酷刑法的實施，但保留了凌遲因為凌遲是用來威懾謀逆者的，這是皇權的底線，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凌遲的目的也是為了弄死人，而不是讓人殘缺地活著以作為懲罰。
並且朱標取消了法外行刑以及非謀逆罪名的連坐制度，民間私自動用武力責罰奴僕或盜竊者沒有了法律依據，除了謀逆以外的其他罪名，也不再會進行洪武朝的“九族消消樂”了。
而對於之前在洪武朝，因為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被牽連的人，已經噶了的那就不用說了，沒噶的被流放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也進行了赦免，允許他們返回祖籍生活，不影響後代繼續進行科舉。
並且對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三起大案的卷宗進行了重新了審查.這是一項工作量極大的任務，把三法司的人都快累癱了。
少數確實被胡亂攀咬而冤枉的人，得到了平反，案件昭雪，死者得到了追贈，生者以之前的官階加一級到一級半享受致仕的待遇，但絕大多數涉及到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的官員，還是證據確鑿的。
因為跟現代世界的歷史不同，現代世界的歷史上，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頒佈《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三萬餘人，時稱“胡獄”，這個是擴大版的胡惟庸案。
而在目前發生的，則是隻有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人，這個胡惟庸案，在後面並沒有產生擴大化，李善長這些功臣沒有藉著“胡惟庸案”這個名義被誅殺，所以真正涉案人員，就是胡惟庸的那些黨羽，有的人可能確實處罰重了，但你說他平時跟胡惟庸沒有勾結和利益往來，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涉及到謀反，這腦袋掉的就沒什麼可說的。
同時，空印案雖然性質惡劣，但因為朱雄英的因素，陰差陽錯之下，也並沒有殺人，大多數都是流放，能撐過十來年活到現在的，也都被赦免了罪行了。
空印案這批涉案者，說實話，說冤枉吧確實冤枉，這麼多年潛規則都是這樣的，運氣不好就這茬被逮到了，但是說不冤枉那也不冤枉，這畢竟是違規操作，拿到檯面上來講就是該罰的。
至於郭桓案，那基本上沒多少冤枉的了，全是蛀蟲。
除了政治上這些事情，朱標相當關心農業、工業、商業的發展，提倡宋朝時期“四民皆本”的思想，也就是士農工商都是國家的根本。
很多新的水利工程，都是興文朝修建的，雖然對於黃河氾濫的百年積弊依舊沒有敢貿然動手，但朝廷出錢修復了洪渠堰、都江堰，修建濟南運河、眉州新津通濟堰，並疏浚了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蘇松地區的水患，整個黃淮流域的河流，也進行了重新整理疏浚。
鋼鐵、造船、蒸汽機、瓷器、棉紡織等行業欣欣向榮，商品流動速度遠超歷朝歷代，經濟增速連年新高。
而因為從日本開採的金山銀山，以及海外貿易和國內商稅的巨大受益，再加上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天災，所以在興文一朝，國庫和內帑極大充裕，對於地方的小規模自然災害的賑濟非常及時，受災地區經常能得到免費的救濟糧食和減免若干年稅收的仁政，百姓極為讚揚。
朱標常說“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富庶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悔輪臺，煬帝遂以亡國，玄宗卒至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因此，在民間士林，朱標經常被比作漢朝的漢文帝，這個時代認為“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當然，盛世下也不斷地滋生著威脅帝國這棵大樹繼續勃然生長的蛀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