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香江社會的高速發展固然造就了經濟神話，惠及了數以百萬計的普通民眾。
但人們不能忽略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市民是被這種高速發展拋下的。
別的不提，僅僅是中所描述的老金一家所住的“半地下室”，哪個香江人看到不心有慼慼？
對於很多香江人來說，哪怕是半地下室已經是“優渥”的住房了。
經濟是發展了，但普通市民的工資漲幅卻遠遠無法追上房價的漲價速度。
多年來，政府同開發商大刮地皮，實行高地價政策，靠賣地皮維持龐大的開支，至今尚盈庫存幾百億港元。
高地價肥了政府和開發商，卻苦了貧民百姓。
這些年來，香江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億萬富豪，大多是靠著地產發的家。
這些地產大亨賺的錢裡，又有多少是民眾們的窮極一生的血汗錢。
即便如此，那些能以一生的血汗錢買到一塊立錐之地的普通民眾已經算是這座城市當中的幸運兒了。
一呎上千元的畸形房價，讓更多的人只能望樓興嘆。
一方面是空置的數萬個單元無人居住，一方面是上百萬人仍住在危險的木屋區和如九龍城寨這般的貧民窟。
還有那些在碼頭和天橋的廊下露宿的流浪者，無不在用他們的境遇訴說著這座城市底層人民的血淚史。
八十年代的香江在那些影視作品中，似乎永遠是那樣的繁華祥和，卻沒人關注過這座城市背後的傷疤。
短短几天時間裡，劉以鬯、舒巷城、西西等多位知名作家陸續在多家報紙上發文盛讚《寄生蟲》。
八十年代不僅是內地文壇的黃金時代，同樣也是香江文壇的黃金期。
在度過了七十年代的“陰暗期”後，八十年代以來香江文壇出現了難得的蓬勃發展機遇。
包括香江文學藝術協會等一系列的文學團體成立，《文藝》《當代文藝》《素葉文學》等文學雜誌紛紛創刊，青年作家陸續湧現，香江文壇一片朝氣蓬勃。
在這樣積極的大環境下，這些作家的聲音比以前更能夠讓民眾們聽的清晰、真切。
在諸多發文的作家中，尤以劉以鬯在《明報》上發表的文章贏得了眾多讀者的認可和讚譽。
他在文章中說：
“《寄生蟲》中最後爸爸老金躲進了豪宅的地下室成為了‘寄生蟲’，兒子寫信說會計劃新的生活，把那座豪宅買下來，讓老金正大光明的走出來。
可這一切只是兒子的美好想象，那種美好的想象與蒼白的現實所產生的碰撞比之前的爆裂的殺戮更震撼人心了一百倍。
讓人在閱讀過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彷彿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捲，留下滿地的震撼與沉思。
我以為林生是內地生人，於香江社會總難以親近、關切。
然而《寄生蟲》一書所展現的對香江社會鞭辟入裡的深刻剖析，卻是許多香江土生土長的所謂‘本土作家’望塵莫及的。
他如同一位執著手術刀的精誠良醫，精準剖開了香江社會貧富差距的膿瘡，將人性的複雜與掙扎、社會階層的矛盾與對立赤裸裸的展現在讀者面前。
吾輩拍馬難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