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佐夫接著說道：“只要蘇聯人能付錢，那就是好人，誰管他們政府做了什麼，只要不影響到我們就沒有任何問題。”
“不過，這幾年我們和蘇聯的貿易，相較於沙俄時代，確實降低了不少，畢竟之前他們一直在打仗。一戰的時候，敖德薩港的貿易可是相當繁榮的。”
一戰也是俄國同東非貿易的頂峰，具有不可複製性，而隨著俄國工黨的上臺，加上戰爭影響，以及國際封鎖，一戰後，東非和俄國的貿易大幅度跳水，近些年才開始有所恢復。
船員問道：“船長，蘇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你瞭解麼？”
馬拉佐夫回答道：“或許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對蘇聯並不瞭解，但是，實際上我們東非其實完全不值對蘇聯有太多關注。”
“我曾經在蒙巴薩的酒館，聽一些索契或者是克里米亞等地跑船的同行們說起過，俄國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其實並沒有多麼稀奇，反而現在俄國和我們上個世紀和本世紀初的經濟情況很相似。”
“僅僅是在一些細節上有些區別，相對於性格大大咧咧的俄羅斯人，過去帝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反而更有彈性和人文關懷。”
“就比如說上個世紀，政府的一些經濟指標實際上並不死板，就是為了防止下級官僚執行時出錯，從而預留出一定的冗餘，而俄國新政府一刀切的情況更加嚴重，相對帝國政府而言，不懂得變通。”
東非在經濟制度上和蘇聯有很多相似點，雖然兩者本質上根本不是一個東西，但是從出發點上兩者的目的就有明顯不同。
不過在具體呈現的效果上，有很多共同點是會必然發生的，就比如官僚作風和人情世故屢禁不止，帝國公民只要不是近十幾年出生的新生代，都經歷過全面計劃經濟時代，所以在東非人印象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有好也有壞，不過，總體上還是好的印象更多一些，尤其是本世紀初前兩個計劃時期，那時帝國經濟高速發展。
但是，對於一些年輕的船員，他們即便出生在1910年以前，因為當時年紀小的原因，可能也沒有太深的印象。
所以，有年輕的船員向馬拉佐夫問道：“那蘇聯的經濟增速應該不錯吧？”
對此，馬拉佐夫說道：“那倒沒有，蘇聯這些年一直都在戰爭，經濟領域發展其實十分緩慢，甚至還沒有恢復到沙俄時代水平。”
“而且，計劃經濟時代帝國發展雖然較為快速，但是問題也有許多，你們年紀比較小，所以對這一點沒有什麼概念。”
“實際上在五年計劃實行之前，也就是19世紀，東非就一直都長期執行計劃經濟模式，當然，說是國家軍事化管理也沒有問題。”
“反正就我個人的感觸來說，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各有各的優缺點，就比如計劃經濟時代極其容易滋生一些令人極其討厭的官僚，他們的權利很難被約束，從而造成很多問題。”
在東非前期，因為國家管控一切，成為全體國民的大家長，而這就容易導致一些官僚權力過大，從而引起民眾的反感。
尤其是一些小官僚，甚至不需要是官員，而是一些重要部門的職員，他稍微有些私心或者什麼念頭，對於一些普通民眾而言，或許就是一場災難。
就比如過去東非的一些廠長和農場主任的權利可以說極大，這就容易導致任人唯親，或者在物質分配領域偏向於自己的親信。
再往小的地方說，一些供銷社的員工他們就能在物資供應上做很多文章，把好的東西或者是稀缺商品留給自己的熟人，類似的還有醫院的醫生，食堂的員工等等。
除此外，一些人為了政績和升遷，亦或者完成政府任務，會搞一些華而不實的政策和活動，從而對基層民眾生活形成困擾。
所以，在東非只要有一定年紀的人，未必會懷念計劃經濟時代。
馬拉佐夫因此斷言道：“所以，我並不看好蘇聯的未來，他們不過是走我們東非的老路，除非蘇聯所有人都是聖人，他們的官僚和民眾都沒有私心。”
“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我就聽一些聖彼得堡的船長說過，蘇聯的官僚可能也就比沙俄時代窮一些，但是他們的作風完全沒有太大變化，照樣會想方設法為自己謀取私利。”
“人性是很難改變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經濟制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