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七年（1881），一個叫喬治·凱南記者說：“幾乎所有俄國消費的名茶都是由駱駝商隊從中國北部經過蒙古帶來的……這些茶葉從恰克圖進入俄國，然後被重新包裝，用毛皮包好，用線縫好，穿越西伯利亞大約4000英里的路程，最後到達聖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諾夫哥羅德一年一度的貿易博覽會。”
1905年，橫貫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竣工通車。從此，俄商由天津轉口陸路運輸到恰克圖回國的貨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參崴，轉鐵路運輸回國。加之印度茶和錫蘭茶進入國際市場，逐漸打破了華茶獨佔世界茶葉市場的局面。
於是，在茶葉之路的起點，茶葉採集利益幾被壓盡，中途運輸交通工具落後，課稅林立，成本無法降低，終端由於俄商自行採辦運輸，質高價低，茶葉之路終究難以為繼。
清朝宣統元年（1909），俄國又突然對在俄華商課以重稅，所徵稅額高出貨價的數倍，藉以驅趕窒息華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國內戰爭頓起，茶商損失無法計算。在亞歐大陸上繁榮了200年的茶葉之路，至此徹底消失。
由於茶在邊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茶也成為歷代封建王朝及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推行“以茶治邊”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雲貴總督鄂爾泰以茶馬互市控制雲南邊疆土司以及邊境諸國戰馬數量，最後成功平叛並順利推行改土歸流就是一個著名案例。
邊疆少數民族以畜牧為業，以肉、乳為上，而茶“攻肉食之羶膩，滌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飲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上至貴族，下至庶民，無不飲者。早在明萬曆年間，茶就作為邊銷茶銷往青海、新疆、內蒙古等省區，旨在穩定邊疆、促進民族團結，故楚地黑茶又叫民族茶、團結茶。
在邊疆地區，民間流傳一句俗語：“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頤紅茶。”是當年的真實寫照。但大多侷限於“製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到了農天一的手上，此時的“頤紅茶”加工技術日益成熟，已達到頂峰，出現了包裝精美、緊緻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製的模具裡築緊成型，磚狀有龜背，外封特製的皮紙，磚脊蓋有龍形標誌的特殊印章，磚面有生產廠家（茶號）的名稱，規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南頤縣供應，由地方巡撫監製。
因此，特別是上等的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難得一見。民國時期茶葉欠產的年份，一片重2公斤的茶磚甚至可以換取7頭羊。抗戰時期，茶葉運輸路線中斷，邊疆人民以炒熟的麥子、苦蕎替代茶葉，沒有功效，病茶者甚眾。
這時主要是以磚茶的形式行銷邊疆全域，邊疆人通常把磚茶放入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飲。據載，到清末民初，抗戰期間，西北地區100%的少數民族喝上了磚茶。
在歷史長河裡，從神農發現茶葉、種植茶葉，再成為飲品，船運馬馱、大漠戈壁，荊山茶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神秘之飲”、西北邊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飲”，歷史價值甚高。
而今，人們熟知的茶馬古道早已淹沒在歷史煙雲中，古道上的馬蹄聲已然隨著歷史的沉澱漸漸沉默。然而，茶馬古道作為一條人文精神的承載之路，終為歷史所銘記：
一代代茶商馬伕，既是貿易經商的生意人，也是開闢茶馬古道的探險家；
一條條茶馬古道，既是運輸通道，也是連線內陸與邊塞、中國與世界的紐帶。
古道，西風，瘦馬，茶商，荊山茶，共同製造了這段流傳至今的神奇茶文化，並不斷在滋潤著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