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暗示得太明顯了，我立刻猛搖頭：“怎麼能讓我去？我比他大一輪多！”
“你舅舅舅媽託你幫忙啊，我們這種長輩去問總歸不合適，你好歹以前和他玩得熟點兒。又沒要你去拷問他，旁敲側擊兩句就行了唄。這不是什麼開玩笑的事，萬一女孩子真的有什麼了，早點兒知道不會錯的。對吧？”
我說不過她，雖然僅憑此刻的勝負，老媽才是那個資深說客：“……國家怎麼不把你請去幫忙呢？沒準兒世界和平都實現了。”我又想起另一個問題，“弟弟今年幾歲來著？”
“十五。”老媽說。從她嘴裡，這個數字宛如是被捧出來的，因為它聽著那麼弱小、那麼青澀，我彷彿能看到它在光照下清晰的脈，裡面光合著無數愚蠢卻偉大的夢想。
十五歲——我走神了。就在那天接到舅舅的電話後不出五分鐘，手機再度響了起來，從會議室另一端掃來的目光判斷，我就像塊被投進獅子籠的紅燒大排，必須盡早越獄。
電話那端是個全然陌生的男聲，以至於在詢問我“是盛如曦小姐嗎”的同時，我飛快推算他是“賣商鋪的”“賣基金的”“賣保險的”，和“賣精子的”。但在得到我躊躇的肯定後，男人的聲音倏地興奮起來：“如曦啊？是我呀！”我那無法心算兩位數以上加減法的大腦，直到聽到對方的名字，才進入狀況──十五歲時的同窗，初中那會兒拉過手的某體育委員。
“我剛才打到你家，從你媽媽那裡問到了你的電話。”
換作平常，我一定會慣例地埋怨，事實上老媽的確酷愛派發我的手機號，與滿大街的“辦證”有同根同源的執著，但此刻我難免被舊友重逢的驚喜所佔領：“你現在在哪兒呢？在忙什麼？怎麼啦？突然想到要聯系我了。”
“聽班主任說起你進了這個公司，所以我就厚著臉皮來了，會麻煩到你麼？”
“哪有的事，跟我客氣什麼。”
他呵呵笑：“畢竟十幾年沒見了啊。說起來，你的聲音倒是一點兒沒變呢。”
“你也一樣嘛。怎麼，現在還踢球嗎？”餘光瞥到一旁的鏡子，映出的畫面上我居然不尋常的表情燦爛。
“頂多公司裡比賽時玩兩場，平時肯定沒空了。”他又笑兩聲，開始引入正題，“是這樣，我老婆上個月自己去創業，但現在碰到點兒困難……”
章聿事後便在這裡跳出維護正義：“他提到‘老婆’的時候你就該掛電話了，還跟著嘮叨下去做什麼？愛因斯坦說‘分手了，就別來找我’，不懂嗎？”
我懶得跟她糾纏偉人語錄的真偽性，更不會告訴她非但如此，我同時答應和這位已婚男士見面碰頭敘舊，因為就章聿的口味來看，她一定會豪放地進言我做個勇敢的第三者，穿件低領上裝，再用眉筆畫條假乳溝之類，直奔最後遭遇天譴活活被湯圓噎死的結局。她的世界裡男女之間只有無情或姦情兩項選擇，絕無友情的存在。
但我又能斷言自己是單純懷抱瞻仰友情的心站在商場門前的麼？這是城市的中心地標，也自然成了戀人會面最熱門的地點，衣著時尚的年輕情侶們各自揣著s和n的磁極，在我身邊反複上演靠近、配對、死死相吸的戲碼。而我作為這個完美世界裡的唯一一塊不鏽鋼，堅持自己置之度外的掃興原則。說實話，這情形多少令人悵然。
而大約二十分鐘過去後，我發現他了。
其實我不能肯定。我依靠的是微弱的殘留記憶，而這些比蛛絲更縹緲的遺存，在他走下天橋的時候，便被完完全全地耗盡了。
不是十五歲的我們在三十歲重逢。任何氤氳的文字遊戲不過是掙紮罷了。
三十歲的我們在三十歲重逢。就是如此。現實像刻在路碑上的數字那樣不容辯駁。
我在前一晚，藉助舅媽給的藉口去了表弟家。舅媽從廚房拿出一盒藥酒：“還麻煩你跑一趟，這是上次去雲南的時候給你爸爸帶的。”這話不是說給我聽的，“他在房間裡。”這才是說給我聽的，舅媽朝走廊那頭努嘴。
我走去，喊著弟弟的名字。他在裡面應了一聲，隨後開啟了門。
表弟的屋子依然整潔。正如他平日在親眷面前那樣，站得乖巧，小心地收拾著自己的神色，像個裝死的貝殼，緊緊閉合著自己，所以舅舅舅媽絲毫也沒有料到，有朝一日他會突然失蹤，清晨的床單用平直的四條線畫出一個讓長輩詫異不已的盲區，上面只有表弟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其實他一夜沒睡。
我和他沒頭沒尾地扯著閑話，好容易從動畫、遊戲、電影跳到正題。
“給我看下嘛，你肯定有那女孩子的照片吧？”
“說了沒有啊。”弟弟把手機攥在掌心。手指骨節猶如烽火臺般嚴防死守地凸起著，打消了我明搶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