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的宋熠和江慧嘉都不知道，景安王其實已經狗急跳牆了。
太子失蹤，對景安王一系的人而言，本該是最好的時機。
景安王若能趁此機會取得正統名號，那即便太子還能回來，景安王也將擁有與他正面抗衡的立場。
即便太子勇武過人又如何？他個人再能打，他也不可能靠“能打”就登上皇位啊。
政治又不是比武，就算要秀肌肉，那秀的也是派系中的力量，而不可能是個人的力量。
太子性情孤拐，為儲君期間不說怎樣禮賢下士，收攏門人，建立儲君的勢力，就是正常見人，按時上朝，他都少有做到。
要論派系力量，除了那些原本就忠誠的保皇黨，其餘約等於無。
而景安王卻早早就野心勃勃，暗中織就大網。甚至於代王的崛起，其中都很難說到底有沒有他的手筆。
當然，這種敏感的問題，沒有證據，誰也不敢亂說。
但總之，景安王對皇位早已勢在必得，其野心也早已昭然若揭，並不曾遮掩分毫。
他本來也就要成功了。
只要太子不回來，又或者在太子回來前，他就在眾人面前取得了昌平帝的口頭認可。
哪怕只是一分一毫呢，他都能有個名號，也好說話。
偏偏昌平帝卻咬死不鬆口。
而就在昌平帝自己都認為自己的“不鬆口”，不過是無奈之下的最後抵抗時，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石破天驚式地，太子回來了。
情勢再次顛倒。
景安王沒有抓住最好的時機！
他原本不想在表面上做得太過，是因為他也同他的兄長昌平帝一般，圖個名聲，圖個仁義稱號。
不要小看這個名聲，歷朝歷代，以儒立國，要的就是儒家這個“禮儀教化”對階級的穩定作用。
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簡單一言就概括了“君權”“父權”社會的本質。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就是君權社會，君王對臣民的統治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