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說，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加徵三餉，尤其是遼餉，貫穿三朝，成了慣例。
而遼餉有多少？最多時不過九厘。
一兩等於十錢，一錢等於十分，一分等於十厘。
換句話說，一兩白銀等於一千厘。
明朝涉及最大的遼餉，其實不過是每畝多加了九文錢罷了，換成糧食不過數斤。
但要知道，張居正時期的一條鞭法，早已將所有的賦役完全合併在一起，全國農夫也就只有一種稅。
而遼餉的徵派，是朝廷自己打自己臉，失信於民，自然而然一開始就歪了。
徵稅而不反腐，則讓加派淪為貪官所用，百姓被魚肉，再加上天災人禍，造反也就不稀奇了。
幕府時代則塑定了新規，土地的上中下之分，不再是按地畝來劃土地的肥劣，而是按照省來劃定。
遷都北京後，戶部塑造新規，將天下省份定為三等。
一等每畝納錢三分，二等兩分，三等一分。
第三等每畝只納十文錢。
以湖廣二省、江南三省、廣東、浙江、山東、河南、河北、四川等十一省為腹心省份，平原較多，故為第一等，納銀三分（三十文）。
二等為中等之地，如福建、山西、陝西、順天府寥寥數地，納銀兩分。
而第三等為貧瘠之省，則是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綏遠五省，朝廷最大的希望就是他們能自給自足。
納銀一分，十文錢，看上去也是個大負擔。
相較於洪武時期的三十稅一，已經算是數倍了。
雖然說不計土地肥瘦，只按照接身份來徵稅，有些太冷血，但考慮到此時的行政效率，程式越複雜，越容易給人鑽空子。
傻瓜式的方法最合適不過。
除了稅率外，與前朝最大不同在於，紹武朝廷徹底甩開了祖制。
沒有了祖制的包袱，就能甩開膀子對於所有土地進行徵稅。
沒錯，朱元璋心疼百姓賦稅重，所以規定全國賦稅額度不變，每年只徵三千萬左右。
例如，某府規定賦稅一百萬石，當時有十萬人承擔，而過了兩百多年後，人口土地增加數倍，賦稅平攤下反而更低了。
而這就形成了財政危機，時境過遷，面對的狀況不同，開支自然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