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光復後，天下混元一統就成了定局。
在用人方面，或者說是治理方便，朱誼汐也有自己標準。
簡單來說，就是南強北緩。
即，在太平多年的南方，選用強勢官吏來推行新政，而在殘破的北方選用傳統且緩和官吏進行治理。
例如，江蘇省、浙江等地，基本上沒減免什麼賦稅，而山東、北直隸、陝西、河南等地，基本上減免一至三年不等的賦稅。
至於為增加人口，更是停了五年徭役。
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明朝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南直隸出身的人不得擔任戶部尚書，生怕其對自己鄉梓手軟。
當然，說到江南賦稅重的問題，其實這是個偽命題。
總有人舉例，什麼南直隸賦稅佔朝廷收入兩成，從而顯示江南百姓負擔重，以一己之力養活大明朝等，其實更是公知們的偏言。
總體來說，南直隸之所以賦稅高，主要由兩方面構成。
一者，是大量的官田存在。
正所謂經濟決定政治，而政治又是經濟的反饋。
首先，官田的賦稅基本上五五分成，元廷的官田（宋朝文武宗室之田）、張士誠的親貴家屬之田，統統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而明初又屢興大案，如明初四大案，幾乎將朝廷的中上層官僚清洗一空，這些文官武將多是江南人，其田地阡陌縱橫，也成了官田。
最後，就是遷江南豪強入鳳陽，抄沒了大量的田地。
由此，在洪武年間，江南地區的官田數量，佔據了總田畝的七成。
例如洪武末年，蘇州總田畝為九萬五千頃，而官田則是六萬頃，抄沒的田地又佔據官田的三分之一。
官田佔比最高的，在崑山，由於那裡富豪雲集，官田達到了恐怖的八成。
所以，可以肯定的說，南直隸大部分百姓、士紳所耕種的土地，其成分都是官田，所以賦稅才是全國最高。
二來，則是因為明朝兩百多年，喜歡用糧食來統計賦稅，江南地區的許多賦稅被以糧食來計算，所以才如此奇高。
而像是絲、麻、棉等農作物也統一折換成糧食，好方便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