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平邊策這道題目出得很是直白，並未用儒家經典包裝起來，不像是一道科舉考試的試題，更像是皇帝對臣子的一種諮詢。
“如果是考策的話，那我這幾天背的書成了白做工......”
李延慶轉念一想：“不過也算不上白做工，畢竟以後的明法科考試還是會考的。”
趙匡義和司徒毓的想法與李延慶有些類似，兩人這些天也都在瘋狂的背書，聽到考題是“策”後，都感到很錯愕。
尹季通環顧三名學生一眼，將三人的神態盡收眼底：“不過具體的考題我不便說，三日之後看你們的臨場發揮。”
李延慶聞言，當即就低下頭繼續抄書，既然是考臨場發揮，那就沒什麼好複習的了，不知考題，提前準備也無從談起。
白天的時光，就在平靜且枯燥的學習中緩緩流逝。
夜幕降臨，李延慶正在房中翻閱國子監出版的一冊春秋公羊傳，其內不光有公羊傳的原文，還有各代名家對公羊傳所做的“註疏”。
明法科的考試雖然側重於對律令的考核，但也會兼著考一些儒家的經典，以經義的形式來考校。
所謂“經義”就是默寫，主考官從經文中擷取一段句子，讓考生寫出這句經文的所有“注”與“疏”。
說直白點，“注”是對經文的解釋，因為經文大多成書於上古先秦，往往晦澀難懂，漢朝的大儒們便對這些經文做了註解，方便後來者學習。
這批“注”傳到隋唐時期，因為發音、語境、用詞習慣等條件的變化，“注”對於當時的人來說又有些晦澀難懂了。
所以就產生了對“注”的進一步解釋，稱為“疏”。
譬如李延慶手裡的這冊春秋公羊傳，在漢朝時，儒學大師何休給它做了“注”，傳到唐朝時，徐彥在這“注”的基礎上，做了“疏”。
這兩樣東西傳在中晚唐以後，就慢慢地融合了起來，統稱為“註疏”。
科舉考經義，考的就是對“註疏”的背誦與理解，而不會簡單地考原文。
國子監刊印的九經，就是厲害在對“註疏”的總結與刻印。
唐朝時期，朝廷將九經刻成了一批石碑，稱為“開成石經”，成為了九經的典範，供天下學子傳抄，但其中並未刻有註疏，僅有原文。
馮道聚集了中原地區幾乎所有的大儒，花費了二十多年，對註疏做了全面的考證，將“注”與“疏”都融入在了刊印的九經之中，讓購買這套九經的學子，可以一目瞭然地學習最準確的“註疏”。
從開創性與耗時長度來說，國子監刊印的這套九經，賣五貫一套，也不算特別貴。
但李延慶很清楚，這筆錢並不是進了國庫，而是被那國子監祭酒尹拙挪做了他用。
李延慶現在看著這冊公羊傳，心裡有些不爽，值歸值，但這筆錢要是能在自己手裡，那別提有多爽了。
突然，書房的門外傳來方誌和的聲音：
“郎君，博雅書鋪有大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