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獎下發之後，日本全國都迎來了消費狂歡。
除了那些從事派遣和兼職，只能打散工的人，但凡有正式工作的日本人在這個時期都欣喜無比，各自盤算獎金的用途。
不過這個問題上，不同年齡的日本人，其實差別還是比較大的。
作為此時日本社會的中堅力量，正值四十歲左右的黃金工作年齡的人，還是理性者偏多。
就像谷口主任，他們這代人是二戰結束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在日本稱作“團塊世代”。
儘管他們進入社會時正好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鼎盛期。
但因為這一代人在小的時候吃過苦，晚飯的咖哩汁裡沒有肉是常態。
所以他們對於貧困深感畏懼，哪怕日子富裕了，還是不敢隨心所欲的享樂，毫無節制地太過揮霍。
像谷口主任跟寧衛民聊天時就回憶過，說在東京舉辦奧運會之前，他們還過著缺少電器的日子。
像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一直與他的日常生活為伴。
直至1964年奧運會一來，這古老的一切才走了。
可以說，他們這一代日本人，其實和生長在共和國五十年代人有一定共同點。
塌實肯幹，樸實本分，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沒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想法和追求。
往往在獎金到手之前，差不多就已經規劃出了比較切合實際的用處。
除了把獎金用於還房貸、車貸和信用卡欠費外。
許多人還要為子女留出一大部分作為教育經費。
其餘還要為自己養老謀劃，或是存銀行或是買些金融產品去投資。
所以他們真正用於生活享樂的花費，除了買幾件衣服、辦辦年貨，去較好的餐廳吃一餐，最大的開銷可能就是去旅遊了。
正如谷口先生和谷口太太所盤算的那樣。
然而相比起來，他們的年輕後輩就不是這樣了，那是屬於追隨慾望去消費的一代。
20世紀60年代出生在大城市的日本人，被稱為“新人類一代”，差不多可以對標共和國的七零後或者八零後。
他們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度過童年，是完全不知道戰爭和戰後物資匱乏滋味的這一代人，常常受到長輩“沒有忍耐力”，“被寵壞了”，“沒有常識”之類的責難。
這些新人類大部分人的小時候，都經歷過家裡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的生活。
像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都是他們親眼見證怎麼進入自己家庭的。
上學的時候，大多數人家裡已經可以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傢俱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