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個是魏晉隋唐計程車族門閥貴族，代表就是所謂“五姓七家”，即博陵崔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太原王氏。
東漢末年至魏晉時代，漢族士人講求門第出身，這種影響波及胡人政權，以至於鮮卑建北魏，出於與漢人高門達成政治合作的考慮，亦極重視門第。
在孝文帝時代，曾十分隆重地對漢人腹地——“山東”地區”。
指的是崤山以東，囊括山西一部、山東、河北大部與河南。
計程車族進行排名：排姓氏時，隴西李氏（其代表為後來的李唐皇室）擔心不在尊位，故乘駝星夜赴洛陽，但到時“四姓高門”已定：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沒有隴西李氏。
其實，在當時，隴西李氏亦十分顯貴，孝文帝定士族，隴西李氏（雖然當時其房支已內遷至“山東”各地）雖未列“四姓高門”，但其李寶一支亦被定為甲族，最終也成“四海大姓”之一。
但無論是北魏時，還是唐朝時，天下士族，崔氏始終排在第一位。
貞觀時，唐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
後在太宗的干預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到了中唐時期，皇室所代表的隴西李氏甚至被“山東士族”看不起，連想將公主嫁給“山東士族”都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務”。
“安史之亂”後，唐進入了中唐時期，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家風與知識傳統使他們在科舉考試中佔有優勢，於是家勢藉助於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陸續有“五姓”子弟入朝為高官做宰相，控制朝政，如前文所提的崔姓兩家，清河崔氏出了十一位宰相，博陵崔氏出了十二位。
這樣，中唐古人的世家大族觀念進一步深固，“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
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五姓”甚至發展到看不上與李唐皇家結為婚姻的程度。
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
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以“五姓”為首的山東士族的子孫不願意與皇室結為姻親，除了自身門第高貴，看出上李唐王朝是六鎮軍漢出身外，更重要的是不認同皇室的文化，簡單的說就是認為皇家（隴西李氏）沒文化。
在門閥制度下，社會地位是以婚媾為標準的。
那時看重的是‘清’，是‘文化的傳統’，關隴集團的貴門，包括李唐皇室（隴西李氏）在內，都不具備這個條件。
他們的祖先都是沒有文化的胡人或胡化的漢人，從唐到周，短短百年間，他們的文化還沒有達到很高，以此，他們仍不受文化顯族所重視。”
因此，關隴集團獲得了至高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卻不及山東士族。
唐人柳芳說過：“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
他們本來就“恥與諸姓為婚”，再加上鄙棄皇室鮮卑胡化的文化傳統、家法門風，所以不願與皇室聯姻，既不願意嫁女於皇室，也不願娶公主為妻。
此外唐朝公主豪侈、驕縱者有之，專橫、淫蕩者有之，妒悍、殘暴者勝多，公主不修婦禮的情況不僅存在，而且並不少見。
公主不修婦禮，甚至專橫、淫蕩、殘暴，使士族之家望而生畏，也是士族之家不願與皇室結親的重要原因之一。
於是，“五姓”士族門閥貴族自視高貴，拒李唐公主下嫁故事曾不只一次在中晚唐上演，但到了唐朝末年，面對武人的屠刀，這一切已經毫無意義了。
隨著僖宗時代的開始，黃巢暴起，廣明離亂，以至“白馬之變”，收拾殘唐的朱溫，將崔遠、裴樞等高門朝臣一起投入滾滾黃河；於是，八百年的門閥世家時代，真的被歷史的洪流衝進了時光深處……
而春秋戰國有法律，但沒有文化，也談不上統一文化概念。
戰國列強在戰爭中獲得國家實權，有著相對獨立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