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還是一名球員時，人們問我是否考慮過當教練，我讓他們忘了這回事。
我無法想象自己扮演教練的角色，而且我對當教練實在沒有太多興趣。
首先，我不想穿西裝；其次，我沒辦法在不妙的情況下脫下西裝上場。
1991年退役時我說了同樣的話，但還是有球隊打電話給我，讓我考慮為他們工作。
那時候我還沒做脊柱融合手術，即使我想工作，我的身體也無法勝任。
我仍然很痛苦，甚至無法走路，別說站在場邊指揮，坐飛機對我而言都是一種折磨。
另外，我想休息一段時間，和家人在一起。
過去十幾年時間，我一直在全美各地飛來飛去。
退役時我和妻子承諾了，我要休息，陪伴兒子康納一起成長。
我喜歡花時間陪著他一起，教他游泳、釣魚，當然還有打球。
我們家很快增添了一個新的成員，女兒瑪麗亞。
後來我復出參加了1992年奧運會，成為夢之隊的一員，這是我無法抗拒的。
至於做教練，我依舊持否定的態度，我沒什麼興趣。
我不能確切的告訴你，我什麼時候改變了主意。
可能是1993年波特蘭悲劇觸動了我，又或者1994年辛普森案改變了某些想法。
還有可能是上映的《阿甘正傳》讓我想重新投入到滾滾的歷史潮流中。
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我住在佛羅里達的那不勒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但在那兒只有很少很少的事情可以做。
在這個世界正發生轟轟烈烈的變化時，我卻變得無所事事。
一開始我是很喜歡待在那裡的，人們認出我但不會找我簽名。
他們只滿足於揮手和我打招呼，那是一段平靜安寧的日子。
我在那不勒斯四處遊走時不必擔心一大群人會跟著我，這感覺真好。
我從不習慣人們認出我，然後大驚小怪，這會讓你成為困在屋子裡的囚徒。
在波士頓，我走哪兒都會被認出來，凱爾特人的球迷非常熱情，可因此我不能7點鐘去看電影或者去商場。
我不介意有人向我要簽名或者合影，可被一群人圍著的感覺並不好，我會變得非常焦慮，只想離開那裡。
退休後在那不勒斯，我過的相當輕鬆，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打高爾夫球。
過一陣子，我厭倦了高爾夫，我開始釣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