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論了錢幣的性質和一般等價物概念之後，丘濬批判了大明寶鈔竭盡民力，而勢要豪右竊印是鈔法敗壞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行錢法，而且是輕重並用。
但是丘濬只是一個普通的經學舉人，他並沒有辦法解決銀子和銅料從何而來。
當然這些問題，朱祁鈺都在解決，因為大明並沒有銀料和銅料，大明一年產十萬兩白銀，還不夠塞牙縫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萬兩到八百萬兩的白銀，並且壓印成為銀幣才夠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鈺的國富論，並不是超越大明這個時代的產物，它是有切實土壤的。
大明已經有舉人，在正統十二年提出來了。
丘濬的第三個觀點，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於自己的勞動價值論和貨幣論，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以義為利，以禮制欲，操利之權，資以行義。」
利益在天下，所以不可能禁止求利，但是不能沒有約束，否則就是禮崩樂壞，世風日下。
那麼君王應當以用大義去約束利，用禮法去制衡私慾，用利柄的權力，去行大義。
利柄。
丘濬對於朝貢國、藩屬國，提出了除了軍事羈縻、政治羈縻以外，還要進行經濟羈縻，這樣才能保證他們不當逆子。
是所謂：「國家富有萬國，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位之患，斷不能絕；雖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
大明比世界所有的國家都要富有，所以外夷則不可以沒有大明的貨物，但是私通溢位的禍患，卻始終不能斷絕。
雖然有明文禁止，但事大利益所在的地方，富人們不會畏懼死亡，哪怕是冒著犯法的危險。
翻譯翻譯就是三倍利，無法無天。
丘濬主張海貿，將商舶和貢舶、朝貢一起納入市舶司的管理，曰：「許其自陳自造舶舟若干料數，收購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驗。」
同時丘濬指出，漕運和海上漕運必須並舉。從海路漕運的載量中劃出20%來載運商貨，回程空船更可多運商貨曰：「南貨日集於北，北貨日流於南。」
最後丘濬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人民所同欲，國用之一端」
丘濬的觀點在正統十二年的政治風向下，是沒有一點點可能考中進士的可能，所以他的第一次科舉毫無懸念的失敗了。
景泰二年，丘濬再次參加科舉，再次落榜。
這次落榜的原因很簡單，當時主考官江淵和所有的考官一致認為丘濬在中譯中。
具體來說，就是丘濬在總結陛下的政令，寫了答案，這不是江淵一個人的判斷，而是所有考官的判斷。
這不是偷陛下的成果嗎？！
江淵將丘濬的試卷單獨拿出來，準備做個典型，以正科舉的歪風邪氣，抄誰都可以，但是你不能抄到大皇帝的頭上，不要命了？！
但是丘濬和另外一個海南人海瑞很像，不牟私利，諂媚權貴，你江淵是主考官又如何？
丘濬是一個很節儉的人，他住的地方很是破敗，他已經沒有什麼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