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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必須學習的重要書籍稱之為“經“，如儒家“六經“，老子的“道德經“以及淺顯的“三字經“等。之所以稱“內經“，並非像吳昆《素問注》、王九達《內經合類》所稱“五內陰陽之謂內“，也不是張介賓《類經》所說“內者，生命之道“，而僅僅是與“外“相對為言。這和“韓詩內傳“、“韓詩外傳“，“春秋內傳“、“春秋外傳“，《莊子》的《內篇》、《外篇》，《韓非子》的《內儲》、《外儲》之意相同，只是《黃帝外經》及扁鵲、白氏諸經均已散佚不傳。
摺疊成書時代
《黃帝內經》又稱《內經》，是中國最早的典籍之一，也是中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之首。相傳為黃帝所作，因以為名。但後世較為公認此書最終成型於西漢，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國曆代黃老醫家傳承增補發展創作而來。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指出的那樣，冠以“黃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說明中國醫藥文化發祥之早。實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黃帝內經》成書時代，古人主要有三種觀點:
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顥、司馬光、朱熹，明代的桑悅、方以智、方孝孺，清代的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將《黃帝內經·素問》與同樣是戰國時代的《周禮》相比較，有許多相同之處，足以充分證明兩書是同一時代、同一思想體系的作品;其次，《史記·扁鵲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與《黃帝內經·素問》的內容相類似，但卻樸素、原始得多，而《史記·倉公列傳》中有關醫理的內容卻比《黃帝內經·素問》有所進步，由此推斷:《黃帝內經》應當是扁鵲時代以後、倉公時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最後，以《黃帝內經》的文體為例，也可以說明這一點:先秦之文，多作韻語，而《素問》中韻語的文字特別多。
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進一步肯定了這一說法，因為《四庫全書》在中國古代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地位，這種說法也就被許多人所接受。
西漢時期
明代郎瑛從夏禹時儀狄造酒的傳說和“羅“出現於漢代等證據推斷《素問》產生於西漢時期。
現代中醫學專家劉長林、吳文鼎等人也持這種意見。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黃帝內經》全書約計20萬字，這在2000多年前可以說是一部鉅著。編著這樣的醫籍需要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這在戰事連年、七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是不可能辦到的。只有在西漢時期，隨著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才為醫學家編著醫籍提供了現實的條件;其二，西漢初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黃帝內經》在書名和思想內容上與“黃老學派“的密切聯絡，也為只有在西漢“黃老學派“鼎盛時期才能成書提供了佐證;其三，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述了西漢初年名醫淳于意在接受老師公乘陽慶傳授給他的十種醫書中，竟沒有《黃帝內經》，這也足以說明《黃帝內經》不可能成書於西漢之前。
以上觀點可以看出，古人認為《黃帝內經》成書為戰國時期較為可信。但也不能認為《素問》、《靈樞》所有篇章盡出戰國。元末明初醫學家呂復對此發表過中肯的見解，認為內經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周木《素問糾略序》、程敏政《新安文獻集·運氣說》、黃省曾《五嶽山人集·內經注辨序》等人也贊同呂復。
比較科學的觀點是，《黃帝內經》並不是由一個作者完成於一個短時間內，是多個作者跨越了一個較長的時間段集結而成:
一、先秦文體多韻語，而《黃帝內經》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韻語，這些章節可能是先秦時期的作品。
二、與1973年長沙馬王堆的帛書《足臂十一脈灸經》、1972年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壓藥簡牘、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盤“和“太乙九宮佔盤“相比較，可知《靈樞》中有些篇章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有些成書於西漢更早。
三、《黃帝內經》中引用的一些文獻，如《上下經》、《睽度》等是戰國甚至更早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