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幫石敬瑭指定了內閣成員。
石敬瑭立國之初，政權核心首腦幾乎都清一色的“親遼派”，比如前文提到的桑維翰。
有一說一，這些“親遼派”並不能與“漢奸”劃等號，他們之所以親遼，並不是“精遼分子”，而是從務實的角度出發，認為搞好兩國關係是符合後晉利益，換句話說，他們是“以大局為重”。
呂琦、李崧，是李從珂的智囊，石敬瑭不但沒有貶黜、排擠他們，反而予以重用，其中很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二人的政治主張是“親遼派”，在石敬瑭舉義之前，二人就曾建議李從珂通好契丹。
如今，國家的主人換了，但面臨的內憂外患絲毫不減當年，形勢比李從珂時期更加嚴峻，呂琦、李崧也更加堅定地主張與契丹搞好外交關係。
我們再次重申，“親遼派”的政治主張雖然是要卑微恭順地事奉契丹，但其核心是幫助後晉發展實力，所謂韜光養晦。而像薛文遇那樣的憤青，不切實際地宣揚狹隘地民族主義，只會以卵擊石，這種慘痛的教訓請讓李從珂同志幫大家解答。
石敬瑭任命翰林學士和凝當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並不是職權很大的官，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實權，其工作職能只是幫皇帝翻譯大臣們的奏章，把“之乎者也，矣言哀哉”的文言文翻譯成大白話，把其中的典故講出來。
“翻譯官”雖然沒有實權，卻能經常與皇帝近距離接觸，其意見或建議可以很容易地被皇帝採納，所以自從李嗣源設定以來，“端明殿學士”就是文武百官們爭相討好的物件。
和凝當上端明殿學士之後，為了保住清正廉明的名聲，決定閉門謝客，在大門口掛了一塊牌子，宣告不接見任何賓客。
前耀州團練推官張誼，給和凝寫信，大意是說你現在坐在最接近皇上的位置上，是皇上的耳目，替皇上聽、替皇上看，幫助皇上了解外界的情況，怎麼能拒絕一切賓客？雖然做官的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但卻辜負了皇帝的信任、國家的期許。望大人不要沽名釣譽，成為井底之蛙。
和凝當即把張誼推薦給桑維翰，說這是個人才。桑維翰提拔張誼為門下省左拾遺，官不大，但進了中央，可以直接給皇帝上疏言事。
於是，張誼就給石敬瑭上疏，指出契丹對本朝有擁立之功，所以我們在外交上必須信守承諾，保持對遼的友好，但是，我們也必須加強自身實力，對這幫蠻夷時刻保持戒備之心。
石敬瑭對張誼大加讚賞。
其實張誼的主張與石敬瑭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
石敬瑭不是抖M，他對契丹的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只是學越王勾踐。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
天福五年（940），太原留守安彥威進京朝見，石敬瑭跟他推心置腹，說了不少掏心窩子的話，說自己最重信義，契丹人仗義出手，所以我才履行當年的承諾。然而他們卻貪得無厭，索求無度，而你能顧全大局，委曲求全，我對此很滿意。
安彥威回答說：“陛下是為了天下黎民蒼生，才用卑微的態度、豐厚的禮物侍奉他們。我怎麼敢說有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