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來講，在處理這些重大問題上，安重誨過大於功。
比如在兩浙錢鏐問題上，“絕錢鏐”成為安重誨的死罪之一；再比如兩川問題，趁熱打鐵回顧一下，安重誨在兩川問題上的處置方法非常典型，他不顧客觀事實，強行推進兩川之戰，使得朝廷損失慘重，所以“逼反兩川”成為他的另一項死罪。
李嗣源的朝廷非常弱勢，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全方位無死角地弱勢，所以李嗣源處處表現出了妥協與退讓，略顯懦弱。而安重誨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像一個口嗨的鍵盤俠，如果只是口嗨，也就罷了，但他真的付諸實踐，毀國無窮。
安重誨就是一個“愛國賊”的鮮活案例。有時候，我們的隱忍不是懦弱，而是韜光養晦，不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
安重誨唯一一次的“鴿派”，是在處理淮南問題時。當時徐知誥為了穩定內政，而詐稱要獻國歸降，舉淮南之地向中原稱臣，希望得到安重誨的誠意。安重誨被成功忽悠到，以一條價值連城的玉帶作為信物，贈予徐知誥，並勸李嗣源不要武力干涉淮南內政，安心等他投降。
徐知誥欺騙了安重誨的感情。
安重誨好不容易“鴿派”一次，竟遭如此戲弄，於是大發雷霆，極力教唆李嗣源對淮南動武，幸虧李嗣源明智，沒有聽從。而安重誨對淮南深深的敵視，也成為他的另一項死罪的來源。
其實這些死罪的控訴，都不是李嗣源處死安重誨的真正原因，而是藉口。
安重誨跌落神壇，是因他樹敵太多。他性格耿直而剛烈，眼裡不揉沙子，其實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紀檢委領導。然而隨著他權勢的快速增長，難免會壓制不住心魔，德不配位，為公的同時也謀私。
而真正導致他身敗名裂的直接原因，是他捲入了一場最兇險的政治鬥爭，觸碰了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容觸碰的底線——立儲。這裡的水太深，他把握不住。
自李嗣源登基之後，短短几年之內，安重誨黨同伐異，在排斥異己的道路上毫不手軟，令人生畏：
1，豆盧革、韋說
此二人是前朝（莊宗李存勖）宰相，廢物點心、馬屁精，無所建樹，一朝天子一朝臣，拿掉這二人，倒也無可厚非。只不過安重誨的手段有些殘忍，當時，兩位前朝宰相已經獲罪，被剝奪了一切官職，在家養老退休，永遠地退出了政治舞臺，已經不再對安重誨構成威脅，但安重誨仍要趕盡殺絕，追究二人在荊南問題上的失誤，賜死。
2，任圜
因與安重誨政見不同而遭排擠，同樣是被剝奪一切實權，在家退休養老，而安重誨也誣告他密結朱守殷，賜死。
這三位前朝高階官員的含冤而死，特別是任圜的死，讓安重誨的形象一落千丈，有識之士紛紛指責他氣量狹窄、公報私仇、趕盡殺絕、毫無人性。連安重誨自己都覺得有些過分，但即便自責，也要這麼做。
安重誨在立國之初就為自己打造了一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