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陽當空，微風拂面，校園裡遊蕩著春意，綠植也感受到了召喚，幽僻小徑上也印上了三三兩兩的行人足跡。
演講結束後的一行人，逐步邁出了禮堂，孑民先生為首，仲浦先生和湯皖居後並肩行走在校園裡。
迎面走來了一群莘莘學子，他們懷裡夾著書本，要趕去課堂上課，見著先生和校長在，頓時止住了步子，微微行禮。
孑民先生微笑著回禮，而後繼續向前走去，若有所思的說道：
“從去年胡氏直的《文學改良芻議》一出，新文學與舊文學的討論就一直延續到現在，期間引來了不少反對的聲音。”
“反對才是正常的，不反對反而不正常了！”湯皖嗤笑道。
“皖之，你這個話說的好，文學的討論永遠沒有一個聲音，北大的辦學宗旨就是要不同的聲音！”孑民先生繼續往前走，先是肯定了湯皖的觀點。
旋即止住了步子，駐足回首，看向眾人，提示道：
“但是不可不顧忌一些老前輩的情緒，比如嚴復先生，章士釗先生，林紓先生，李石曾先生，就連吳稚輝這個人也提出了批評，就更別說你們三個人的老師太炎先生，也寫信給我，委婉的表示不可冒進！”
嚴復先生是一個資深幹革命的人士，與梁任公和康師一起幹過大事情，期間更是翻譯了鴻篇鉅著《天演論》，提出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後勝於今”的救亡圖存的理論。
其作為一名大翻譯家，更是對後來的翻譯製定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乃是劉半夏的偶像。
其中信、達、雅分別對應的是：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譯文通順流暢；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舉個例子：泰戈爾的《飛鳥集》中有一詩句為：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nmer flowers aike&nn leaves.
被後來的鄭振鐸先生翻譯為：使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其原英文詩句的意境遠沒有中譯文來的唯美與壯烈。
章士釗先生自不必說，建立的《甲寅》日刊，名噪一時，其年輕時，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哪裡有大事情發生，就必然有章士釗先生的身影。
而且，章士釗先生馬上就要來北大當教授，教課邏輯學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
林紓先生是徽州桐城派文學的扛鼎人物，說來也有趣，新文化的標杆人物仲浦先生和湯皖皆是徽州人士，反而帶頭怒懟桐城派文學。
雙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白話文運動的時候，就已經交手了數次，但就文學地位這一塊而言，林紓先生絕對是槓槓的。
吳稚輝不用多說，前面有過介紹，是與太炎先生同時期的著名大噴子了，在辛亥大事件中出過力，學識還是有的，社會風評上佳，但熟悉他的人都搖搖頭。
至於李石曾先生，乃是孑民先生的老朋友了，同盟會早期成員，曾與吳稚輝，孑民先生一起創辦了法華教育會，幫助國內去琺國留學的學生勤工儉學。
而且在孑民先生同時邀請了吳稚輝，張人傑與李石曾三人來北大當教授，其他二人都婉拒了，唯有李石曾先生一人以實際行動支援，要來北大教生物學及社會學教學。
孑民先生提到的以上人物，皆是在社會上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都對新文化提出了批評，但正是這些批評反而激起了仲浦先生內心的“叛逆。”
“孑民兄，我來北大可是戰鬥來的，尋常聲音怎麼擾我心智！”仲浦先生嚴詞道。
“在堅持自我的同時，也要聽聽他人的意見，埋頭苦幹，閉門造車，有時候不見得就是對的。”孑民先生想了想道，繼續說道：
“新文化是就像皖之說的，是從老樹根上繁衍的一株幼苗，他是全新的，我們不知道他的未來是如何，所以更要小心謹慎，我這麼說你明白吧！”
“文化是稜角分明的，但是傳播文化的手段是可以圓滑一些的！”湯皖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