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後來徐澤公開造反並在燕京建國，大同軍事重心北移，在京東東路的力量相對削弱，宋廷也沒敢放鬆對兩淮路的軍事力量投入。
現在的情況是同軍已經開始大舉進攻南陽，大宋扛不住這波就得滅國，也只能拆東牆補西牆，應付了眼前危局再說。
其三，南陽府南面的荊湖北路和江南西路。
大宋立國後，西、北兩面便長期承受巨大的邊防壓力，原的本策略一直是以南糧養北兵。
為了錢糧富足之地有人擁兵作亂，包括荊湖北路在內的江南諸路和蜀地廣袤的國土，一直都沒有重兵防守。
但隨著京東、河北、河東等路相繼丟失，大宋王朝的防禦重心一再南移，而不得不適應新的國際國內形勢變化，開始編練相對孱弱的南兵了。
趙佶決定遷都南陽後，在荊湖北路和江南西路兩路一次性就增加了一百個禁軍指揮的編制。
南卒確實沒有北兵悍勇，但江南諸軍自擴編後就一直沒有與同軍交過手，反而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懼同心理普遍沒有北兵嚴重，未嘗沒有一戰之力。
除了必要的留守人員，僅這三個方向最大可聚集二十萬左右的勤王大軍。
再加上各地響應勤王詔自募軍隊的“義民”武裝，與死守堅城的京營兵馬相互配合，不敢說一定能打贏同軍，起碼和談時更有底氣一些。
可惜，這些只是理論上資料。
現實的情況卻是為了實現以戰爭手段摧毀更多的陳腐勢力的目的，徐澤提前大半年時間就故意洩露了即將用兵趙宋的資訊，以讓後者調集力量做好戰爭準備。
但趙宋朝廷的應對卻極其遲鈍，除了遷都臨安避敵外，趙宋君臣一直都是被形勢推著走，根本談不上主動應對。
因而，當徐澤發動討宋之戰，趙宋王朝從朝廷到地方都亂作一團。
以勤王之事而言，儘管教主道君皇帝在甩鍋給趙桓跑路之前就下達了勤王詔，但各地兵馬的反應速度和勤王決心並不一致。
如辛興宗和李孝忠這等勤王詔下發之後就立即起兵響應者，其實只是極少數。
更多的人或者已經完成開拔，卻走一程歇一陣。
甚至，有不少兵馬已經走到了相距南陽府只有三四百里的地方，仍要再歇一歇，藉口很正當——等待後續勤王大軍，堅決不給同軍逐個擊破的機會；
或者，鼓勵治下百姓“共赴國難”，趁機狠狠刮一層地皮之後，再以軍隊久不習陣難堪大用為由先抓一段時間的訓練再說；
或者，乾脆再狠一點，直接刮地皮颳得激起民亂，就更有理由不用派兵勤王了。
這一切亂象的背後，其實都是大宋軍力不振屢屢敗於同軍的必然結果。
數十萬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正規禁軍都打不過曾經弱小的同軍，靠現在七拼八湊的勤王兵馬急著趕上去，除了白白送命，實在想不到其他的可能。
大同帝國蓄謀已久，大宋這次很有可能頂不住，搞不好就會被滅國。
既然結果已經註定，又何必做無謂地犧牲？
還不如趁著天下即將大變，儲存實力靜觀時局變化。
畢竟，王朝鼎革之時，有糧有兵有地盤的一方諸侯就算不能爭霸天下，至少也能在投靠強者時把自己賣個好價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