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好奇。
都有動物考古、植物考古了，還要專門弄農業考古幹啥？
這不是多此一舉嗎？
並非如此。
動植物考古，從內容來看，跟農業考古是重疊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動植物考古只研究與人類有關的動物和植物，而不涉及農業工具、灌溉設施、農田遺蹟、與農耕活動有關的畫像碑刻等。
因此，從涉及的內容來看，農業考古的規模遠比動植物考古更加龐大，可以形成較大規模的學科優勢和影響。
不僅如此，從國情來說，動植物考古沒法跟農業考古比，前者極其小眾，頂多就是一個研究方向，而中國是農業大國，擁有悠久的農耕文明，因此，農業考古在反映人類農業生產的歷史全貌方面更具優勢。
當然，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搞農業考古指向性更強，更加容易獲得農業部門的經費。
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大量的高校並不隸屬於教育部或者地方，而是部委直屬。
尤其是農業類高校。
搞動植物考古影響力太小，必須要弄農業考古才行。
這也是為什麼陳文驊在南昌舉辦古代農業科技展的時候，獲得農委領導重視的原因。
這些都是後話，現在最為重要的還是把文章弄出來。
搞學術的，文章著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之前寫石峽栽培稻遺遺存，查了不少資料，也看了不少丁穎教授的書籍，甚至一些跟農業相關的書籍也在翻看。
其中就有荊三林的《中國生產工具發展簡史》和孫常敘的《耒耜的起源及其發展》，這兩本書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但，有很大的參考性，尤其是荊三林的書影響力更大。
蘇亦對荊先生也不陌生，前世還看過他寫的《中國石窟雕刻藝術史》，據說這本書是五十年代寫的，卻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這書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啟蒙書籍，以前翻看的時候，多少有些閱讀門檻，對於現在的蘇亦來說，這書頂多算入門級的。
就算如此，這書也還沒出版。
甚至，再一次翻看對方的中國生產工具發展簡史》，蘇亦覺得自己未來有時間的話，也可以寫類似於《中國石窟雕刻藝術史》的書籍，甚至把他對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術史之中，到時候，也是算是他系統整理石窟寺知識的集合，甚至蘇亦有自信，到時候弄出來的書比荊版更加詳實且有深度。
現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來再說。
整個七十年代，發現的最為重要的水稻遺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遺址，它的發現把中國栽培水稻的歷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國取代印度成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前世，因為初中歷史教材的緣故，蘇亦認識的第一個考古遺址，就是河姆渡遺址。
對河姆渡遺址上的水稻遺存，有著天然的親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鄭發現了裴李崗文化遺址，這一早於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遺址出土大量精緻的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具及陶豬雕塑，成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發現了與裴李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遺址，除出土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具外，還發現了大量貯藏有粟的窖穴遺址，據估算粟的儲藏量可達10萬斤以上。
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客觀上都引起相關領域的學者的興趣，進而引發他們對農業考古的研究。
但，蘇亦是新人，寫文章，立意要足夠小，農業考古的其他方向，儘量不去觸碰，只專攻水稻起源這一問題，不然寫起來，沒完沒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