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為西影廠的老大，最關心的就是這部電影西影廠能拿到多少錢。
《紅高粱》獲獎後，吳天明聯絡過張億謀，國外的片商對這部電影很感興趣，版權費一共賺了五十多萬美金，成本早就賺了回來。不過國內的票房收入不是電影廠能決定的，還要看有各省的複製訂購數量有多少。
想來這部電影名氣如此之大，複製大賣不成問題。
特殊時期結束後，國內電影從八部樣板戲逐步走向創作的多樣化，這一時期的發行結算方式是單複製定價——在1993年之前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個複製定價10500元。這並非只是複製的洗印製作費，而是含有一定的版權費。一部電影被訂購的複製數量越大，意味著製片廠收入越高。因此，歷次訂購複製數量多的省份，如江蘇、山東等，被各製片廠視為“金主”，禮遇有加。
與這種定價方式配套的是計劃經濟式的統購統銷，結算不能簽約即付，製片廠的片款收入先由中影公司墊付，再按實際訂購量結算。
中影公司每部影片墊付一百萬元，換言之，如果一部影片訂購的複製少於95個，需退款給中影。這種奇特的三角利益關係，也為後來的款項拖欠埋下了隱患，進而萌發變革的種子。
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搞票房分成。
想想當年《黃土地》也在國外拿了獎，票房賣到了天山，可錢都被中影公司賺了，製片廠也就賺了點複製錢。
想到這裡，吳天明看了眼電影局的領導，覺得這事還能說道說道。
混亂的場面仍在持續，電影局的領導無奈之下，只得與姜玉樓一同上前，試圖將圍堵的記者們分離開來。
他高聲呼喊：“各位記者朋友！各位記者朋友！請稍安勿躁！《紅高粱》劇組的幾位核心創作人員剛剛帶著榮譽歸來，大家的心情我們理解，但請放心，採訪的機會我們一定會為大家安排的。現在，請先讓我們這幾位同志順利走出機場吧。”
電影局領導的呼喊暫時讓記者們安靜了一瞬，但緊接著，喧鬧聲再次席捲而來。此刻，誰還會顧忌你是不是電影局的領導？採訪的機會雖然會有，但大家爭搶的就是這第一手的獨家新聞。
領導未曾料到這群記者竟如此不給面子，讓他頗為無奈。
也是，電影局又不是記者的大爹，他又不是局裡的一把手，記者不賣面子也正常。
張億謀、龔麗和江文三人見到場面越來越混亂，漸漸也有些緊張了。在柏林電影節，他們也曾接受過媒體的採訪。
尤其是獲獎之後，那時候的場面可比現在大得多，他們面對的都是來自全世界都記者。
不同的是，柏林採訪的時候，現場秩序卻井然有序得多，畢竟那是由電影節組委會統一組織的。
如今，面對記者們七嘴八舌的提問，張億謀雖然想回答一兩個問題，但張了張嘴，卻發現自己竟不知從何說起。
人多嘴雜，這樣的場面他實在應付不過來。
龔麗和江文兩人此刻就像是大海中的一葉扁舟，滔天的巨浪絲毫沒有顧及到他們倆。如果換成成名的電影演員，肯定不會是這種遭遇。
可誰讓他們倆人之中，也就江文有點名氣，龔麗則是個純新人，受到忽視也在情理之中。
此時，記者們的關注焦點只有張億謀一個人。在他們眼中，電影獲得成功，純粹是張億謀這個導演的功勞，是他創造了奇蹟。
至於兩個小演員，他們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