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夢臣說道：“陛下英明，臣就參照了府兵制度。在臣看來，兵制無非幾種，一種是私兵制，就是兵為將有。雖有經制之師，卻不是國家之兵。臣之所以痛心疾首，覺得衛所制度一定要改革的原因就在於此，衛所軍是朝廷經制之師，而今不能戰，從衛所乃至民間徵兵，所謂之營兵，空餉太多，甚至有些軍隊到了五成以上。空餉太多，軍隊不能戰。將領們為執行國家任務，就養家丁。甚至用一將，根本不是用這位將軍的能力，而是用他的家丁。而今已經有苗頭了。將來雖然經制之兵越來越衰弱，這樣的情況就會越發嚴重。到時候就是太阿倒持的局面。臣為國家大臣，不能不為陛下分憂，為朝廷分憂。”
嘉靖聽了，呼吸都有一點點急促了。
作為皇帝，嘉靖最本能的一件事情，就是對自己的皇位嚴重關切。一聽周夢臣這樣說，想起很多奏報。果然發現周夢臣說得是對的，大明軍隊有私兵化的可能。而今的李成梁還年輕，等李成梁老的時候，他就是大明所有將領之中養家丁第一人，號稱八千家丁。雄於天下。
而這個情況，決計不是從石頭之中一下子崩出來的，其中必然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將帥們吃空餉養家丁，其實已經是普遍現象了。
比如周尚文。周尚文其實也吃空餉，他將大同鎮空餉以及其他黑得白得錢財全部用到了騎兵之上，才有了能與韃子對抗的大同精騎，從這個角度來看，周尚文做的事情，與養家丁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因為很多家丁一方面聽主將的話，另外一方面他們也有朝廷的官職在身。
周夢臣看嘉靖沒有表示就繼續說了下去。說道：“剩下兩種，就是募兵制，與役兵制。募兵制的典型，就是唐代藩鎮之兵，當兵吃餉。給錢給夠，是足夠打造一直可戰之兵，但是缺點很明顯，小規模用而行，國家大規模用卻是不行的。因為太費錢了。前宋養兵之費耗盡天下錢糧，就是事實。別的不說，就拿而今養兵花費，一兵一年十二兩，本朝最少需要百萬大軍，這就是是一千二百萬兩，武備糧食養馬，將帥的待遇自然也不能與士卒相同，這一系列加起來，最少是一千五百萬兩上下，一旦動兵的賞賜。一年兩千萬兩都打不住。朝廷根本支撐不起來。”
其實，在周夢臣看來，以大明的體量支撐一年兩千萬的軍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比大明軍制更有問題的是大明財政問題。周夢臣也就不說了。
以大明一年二千五六百萬石的糧食收入，與鹽稅等一系列商稅，哪怕加上大同額外貢獻的賦稅，也就是三四百萬兩銀子的收入。對了最近還有一個鑄錢的收入，但也就一兩百萬兩的錢息。這些都摺合在起，一年賦稅不過堪堪兩千萬兩而已。
這樣做？朝廷不做其他事情了？
“另外一種，就是役兵制度。”周夢臣說道：“總體上來說，就是士卒當兵，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朝廷開支的俸祿並不多，但是朝廷會在另外一些方面補充士卒。其實，大明衛所制度，就是一種變種的役兵制度。而府兵制也是如此。”
“這種制度的問題是，不可長久。以史為鑑。唐興衰之機，就在於安史之亂，俗人以為安史之亂，是因為唐玄宗信任安祿山，李林甫亂政，楊國忠弄權，其實是因為大明府兵制度崩潰，而募兵制度，權操於下，以至於節度使權重，中央權輕，已經失衡，如果有明君良臣在上，尚可補救，再逢玄宗殆政。才有此難。”
“然不遇玄宗殆政？安史之亂或許不會發生。但是定然有其他邊鎮做亂，形勢使然。”
“如果府兵制度尚在，唐初以關中徵發數十萬大軍四出而定天下，安祿山何足為患？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事機先壞而後亂起。”
周夢臣的言語之中，其實有幾分恐嚇與勸諫的意思。
無他，周夢臣其實默默的將嘉靖而今的局面，與唐玄宗面對的局面做了一個對比。周夢臣不用明說，嘉靖自然能想到，從這個角度來看，嘉靖的處境其實是比唐玄宗更危險的。唐玄宗最少沒有如此嚴重的財政危機。但是他有，唐玄宗面對的也是國家經制之軍不行了。軍權下滑到了地方。嘉靖也是。甚至嘉靖還要面對比他唐玄宗更復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