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薛存義序》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柳宗元以贈序文的形式發表了自己對“官”“民”關係的看法。華夏自古有天下為公的思想，然而確鑿地提出當“官為民役”，柳河東卻是第一人。
柳宗元在《送寧國範明府詩序》中已經提出了這個觀點，在《送薛存義序》中更加以闡述。視百姓繳納田稅為僱傭官員為其主持公道，將二者比作僱傭關係，從而推出庸官、貪官皆如同受僱工人偷懶、偷盜的結論。可以說，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裡已經不將皇帝放在最高位上了，而是傳承了“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孟子體系。
國朝對於孟子的這一套理論防範之深，猶視之為洪水猛獸。太祖皇帝一度罵孟子乃無君無父之人，甚至刪改《孟子》一書。然而高皇帝終究做不到滿清皇帝那般乾淨利落，他手下的儒臣也還有著脊樑。孟子的民本思想非但沒有因此而禁錮消失，反倒以鬧劇醜聞為載體，流傳下來。
大明的思想界，在經歷了心學對理學的衝擊之後，民本思想更是大行其道。江南地方甚至有人公然在街上議論：這世上原本就不需要皇帝和官員，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管好自己，為自己做主。
朱慈烺是從朝臣那裡得知這些“荒誕”風氣的。那些重臣會向皇帝隱瞞自己娶了小妾，會避諱自己收了多少分潤，但絕不會隱瞞這些狂悖言論，只會當做談資消遣，同時也好刺激刺激高高在上的皇帝，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照這種態勢，大明就算不滅在通古斯人或是李闖手裡，也會因為人民的覺醒而被摒棄。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個虛君共和，當個毫無實權的印把子。
朱慈烺很清楚世界文明的進步方向，並不打算逆潮流而動。正是因為他堅信自己順應歷史潮流，所以才有了奮起抵禦滿清的信心，否則早就被壓得崩潰了。在他看來，以農奴制逆襲大明的開明**，這本來就是歷史的玩笑，絕不是主流。
思考這些大問題讓朱慈烺更加疲憊，眼下需要的只是一支廉潔奉公的官吏隊伍。他望向張詩奇，暫時放過了那些高大深遠的課題，等著這個老書生的表態。
張詩奇過了一遍《送薛存義序》，隱約間覺得有些不很妥當。若說官員是老百姓僱傭的長工，那朝廷在哪兒呢？君王又放哪裡？看似簡單的一篇小短文，深究起來卻有一道讓人無法逾越的鴻溝。若是貿貿然跨過去，很可能因為步子太大扯到蛋。
若是不跨出這一步，必然是終老在書吏幕友的位置上。
“太祖高皇帝立戒石亭，勒刻：‘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張詩奇不愧是積年老吏，當下扯出朱元璋這面虎旗：“正是告誡我輩，當為民僕役，不可虐民。”
朱慈烺對於張詩奇如此引申朱元璋的本意並不認同，因為他很清楚他的這位祖宗只是對民眾有同情的**者，絕沒有半分民本主義的思想。然而朱慈烺是個現實主義者，並不介意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只要能夠執行他的意圖，無論什麼樣的人都能被接納。
張詩奇雖然沒得滿分，但也算表明了立場，願意堅定走太子路線。
朱慈烺道：“汝陽縣只會唯唯諾諾，至今還賴在汝州不肯回去。既然他不回去，你便去吧。明ri便出令旨，等我下次路過汝陽時，但願能見一番新氣象。”
“謝殿下提攜！”張詩奇興奮地渾身打顫，拜倒在地。
大明的官與吏是兩個世界。雖然二祖設計制度時，都希望有一定比例的官員能夠從吏員中選任，這樣可以熟知民情，又因為自己的出身而善待下民。然而到了現在，吏員三年一考，三考轉官的制度已經難以落實，其本人更成了官員的奴婢僕役，可以呵斥責打。
“我再送你兩個字，須臾不可輕忽。”朱慈烺站起身，命人鋪紙研墨，腦中略一構思，飽蘸了墨汁，以隸書寫下“公僕”兩字，也無落款用印，示意張詩奇過來收取。
張詩奇凝神屏息，只覺得這兩字內涵深遠，而且筆力頗勁，間架有度，完全可以找人制成匾額，高懸內堂作為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