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戎是一個多職位的總稱，細分了是元帥、執政、中軍將和正卿大夫。
更深度的解讀，元帥能有名有份地徵調全國的兵力，制定和策劃對外進行戰爭，並擁有全國軍隊的指揮權；執政則是有權規劃、制定、呼叫國有產業、資產，還能對眾貴族下達某種指標，也就是所謂的總理大臣；中軍將的職位註定還有一支直屬軍團，不過這個跟家族職權其實重複了，強調的是納賦額度分配；正卿大夫是爵位。
如果是在正式的場合，介紹呂武的字首會非常長，除了國家的公職之外，還需要將擁有的封地帶上，例如陰地、呂地、楊地……等等之主的一大串。
若是在過分講究逼格的西方，信不信見面光是互相進行介紹，念呂武的字首就要花上個一兩分鐘？
因為制度和習俗的制約，姓只有周天子那邊能在特別的場合加在字首之上，其餘的人其實是沒資格在某些場合用的。
所以了，史書對春秋歷史人物的記載，對於各個諸侯國的國君姓什麼會進行記載，正式的場合則不會去強調。
最簡單的一個比方，史官在記錄今年（公元前564年）的戰爭，方式會是：晉於秋討齊，分兵四路進擊；晉正卿武敗齊環於‘臨淄’，齊喪師，環敗奔復返。
那個“齊環”說的就是齊君呂環。
而這位老頑童進去宮城之後就沒有訊息傳出來，倒是之前躲進去的公子光重新活躍了起來。
沒有疑問的是齊國敗了，哪怕是統率齊國主力的崔杼還沒有訊息傳來，其餘各處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情況，僅是都城“臨淄”被佔領就算齊國敗了。
這種戰敗不是簡單的多少軍隊被殲滅，又或是哪些產業鏈遭到破壞，是一種政治上的失敗。
歐羅巴的很多戰爭，一旦首都遭到佔領，哪怕該國還有大片的疆域沒有淪陷，簡單因為全國的絕大多數物資和重工業全部集中在首都，他們就再也無法將戰爭打下去，只能承認戰爭已經失敗。其實這個也是政治失敗的一部分，稍微有差別的地方在於是真心沒能力繼續打下去。
“君上私調下軍南下，元戎不可聽之任之。”士匄不是在對呂武施加壓力，規則就是那麼一回事。
晉國的國君當然有權下達命令，沒有得到元戎認可並在文書上蓋印，缺少了這一道程式的現實下，國君的命令屬於可聽可不聽，認真追究起來還是“矯詔”的一種。
制度和禮儀規範是用來幹麼的？其實就是用來制約上位者，沒有被破壞乾淨之前對誰都一樣。
其餘諸侯的執政權利沒有那麼大，國君能隨時隨地又合情合理地釋出命令。晉國跟其餘諸侯國不一樣，元戎與國君的權利實際上是對半開，算是誰都缺不了誰，要不命令是真的也會變成假的。
士匄補了一句，說道：“中行吳、解朔無能！”
不，其實應該說他倆沒有下決心或膽子不夠大，沒跟國君扛到底。
當然也要視新軍的實際情況來論。
如果新軍的情況真的很危急，中行吳和解朔聽從國君的命令算是事急從權，屬於救了新軍沒功勞，破壞呂武制定攻齊戰略則是有罪。
怎麼處理中行吳和解朔，要看的是事後國君與呂武的博弈。
呂武聽出士匄是在嫌棄自己挑小弟的眼光。
無論到底應不應該去救新軍，變成了一個立場問題，不是一種簡單的需要。
直白一點就是：好傢伙，你剛當上元戎，收的小弟就敢無視你的命令，老大怎麼當的？
所以，呂武不但要回應國君的這一次較量，還要認真且嚴肅地處置中行吳和解朔，要不權威必然遭到打擊，並且也會令人覺得控制不住場面。
呂武說道：“我自有數。”
哪有什麼一帆風順。
成了元戎的那一刻起，平等對抗的有國君，還有範氏一再的緊隨而上，一眾“卿”肯定也會搞么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