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稱董其昌為“巧宦”，這當然不是恭維他了，可見同時代人對他也是頗為詬病的。
董其昌寫過一首小詩，詩不長，詩題較長，《畫家霜景與煙景渚亂，餘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題詩驛樓》：“曉角寒聲散柳堤，行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
這大概是他又一次從京城官場的政治漩渦中逃脫出來，回松江華亭途中所作。
對於明天，對於前景，對於將來重返天子腳下撈取政治紅利的可能性，對他這樣熱衷聲名，貪婪功利的兩面人物，不可能不感到迷茫和失落。
正如眼前混沌朦朧的一切，看得見，摸不著，究竟是煙乎？還是霜乎？只能存疑，惟有在忐忑中期之於來日了。
細細品味，這首七絕倒是他的心理獨白。
鬥爭到了刺刀見紅的時刻，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傻子了。
倘不想被人在胸口上捅個窟窿，而是想要割下對手的腦袋，作為政治動物的他，必得膺服這種官場的叢林法則，也是可以理解的適應。
凡是經歷過20世紀後半葉政治運動的過來人，如果記憶力還未完全退化，還未進入老年痴呆狀態，大概應該記得對於那些能逃脫一次一次運動，而未被波及的幸運兒，你除了羨慕和自艾自怨外，有什麼理由去責備別人呢！
所以，董其昌為官半個世紀，怕是連一份自我檢查，也未寫過；怕是連一次批鬥會，也未經過，你不能不佩服他進退得當的身手，不能不讚嘆他遊刃有餘的功夫。
然而，到了萬曆四十四年，年屆花甲的董其昌終於藏掖不住他正人君子的另一面，遂鬧出來“民抄董宦”這樣驚動東南半壁江山的特大丑聞。
董其昌驕奢淫逸，老而漁色，時屆花甲之年，猶擁多房妻妾，而其慾念膨脹，色心強烈，遂導致強劫民女，迫其為妾的事件發生。
他之耽迷房中術、豢養方士，**成風，自是明代頹廢計程車人習氣。
不過他更為變T，玷汙童女，行事囂張，倚財仗勢，略無顧忌，惹翻了鄉親鄰里。
接下來，不思收斂，反而猖狂，更不擇手段，進行打壓，私刑逼供，欺人太甚，惹得天怒人怨。
即使出了命案，還毫不在乎，反打一耙，告狀在先。
橫行鄉社的董其昌，被人呼為“梟孽”，稱之“獸宦”，可見其為非作歹到何等地步。
於是，民怨沸騰，終於爆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據明人無名氏《十五十六民抄董宦事實》，其暴亂現場的描寫，稱得上早年版的湘南農民運動。
“自此無不怒發上指，激動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處飛章投揭，佈滿街衢，兒童婦女競傳‘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之謠。以致徽州湖廣川陝山西等處客商，亦共有冤揭貼上，娼妓、龜子游船等項，亦各有報紙相傳，真正怨聲載道，窮天罄地矣。”
在中國，文人被抄家，可謂家常便飯，小菜一碟。
有皇帝的年頭，興文字獄，官員來抄，衙役來抄；沒有皇帝的年頭，大搞運動，小紅兵來抄，造反派來抄，但此次民抄董宦，規模之大、範圍之廣、人數之多、破壞之重，是破天荒的。
那場運動期間，帝都體育館批鬥彭、陸、羅、楊，參與人數多不過數萬，但董其昌遭遇的大場面，人山人海，號稱百萬，這數字有誇張成分，事屬必然，但那些天裡，外地群眾齊聚松江，本地百姓圍觀起鬨，鬧事風潮裹挾十來萬人，當是可能的。
那場面，那聲勢，遠勝批鬥，要浩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