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下游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屬於考古學的文化範疇，上承凇澤文化發展演化而來。按照對良渚遺址出土物所做的物理炭14測年法，距今約5300年～4300年，也有晚於4000年的良渚遺址被發現，學術界取是按中間範圍取值，不可能做到完全精確。
良渚文化最早發現於上世紀30年代，最早的發現者施昕更。上世紀50年代環太湖地區的考古工作有諸多發現，先後發掘了上浦馬橋、無.錫鮮魚墩遺址。1959年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夏乃先生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更是將長江流域的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稱我國南方燦爛文明的奇葩，成為全世界玉器愛好者夢寐以求的終極藏品。
然而良渚文化古玉的仿製品，卻也如影隨形，一直在困擾著良渚古玉的收藏愛好者，早期仿品在宋代已經出現，帝都故宮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獸面紋良渚式玉琮。
張天元拿著手中的玉琮，對那持寶人說道：“這個叫玉琮，你知道嗎？”
“什麼是玉琮？”很顯然這個持寶人對於自己手裡的東西並不懂。
張天元笑了笑道：“玉琮在古代，主要被統治階級作為祭祀蒼茫大地的禮器，而這種祭祀儀式在清代仍然存在。西周時期的著作《周禮.考工記》記載，琮作為禮器用時，它的大小規格應與其主人地位相匹配。這一點，考古學家從眾多出土墓葬中得到了印證：墓主身份越顯赫，殉葬品中的琮、璧就越多，似乎要顯示生前的榮華富貴。玉琮用於隨葬能說明墓主原有身份，成為其在各部落中權利和財富的象徵，也代表了新石器時代的一種葬制。”
“哦，是這樣啊。”
“這件玉琮呈黃白色，有規則的暗黃色瑕斑，紋飾繁複精緻。形為方柱體，內圓外方，通高8.8厘米，上下端為圓面的射，射徑17.1至17.6厘米，正中有對鑽圓孔，孔徑4.9厘米。重達6500克。跟曾經發現玉琮王幾乎是一模一樣。”張天元接著說道。
“什麼，玉琮王？”一旁閒著的馬雍聽到張天元的話，急忙就探過腦袋來看。
那件玉琮王他以前去江浙的時候見過，雖然工藝上來說，當然沒辦法跟很多後代的作品相比，但是卻充滿了神秘氣息，現在居然在華夏之寶節目上遇到了一件同樣的東西，他能不驚訝嗎？
“馬老，您來看看，根據我的判斷，這東西應該是良渚文化時期的作品，不管是做工還是特點，都與那個時代特別相符，最重要的是，它和之前發現的良渚玉琮王幾乎是一模一樣的，只是上面的圖案稍有不同，我覺得應該是一對。”張天元解釋道。
“我來看看。”馬雍拿過那玉琮，其餘幾個人也都湊了過來，仔細的鑑賞。
這幾位專家雖然並非玉器專長，但像這種比較有特點的玉器，他們還是有所涉獵的，在鑑賞了一會兒之後，馬雍就捋了捋鬍鬚道：“天元，你說的沒錯，這東西與我之前見過的玉琮王非常相似，只是圖案上略有差異，好像真得是一對，而且這玉器也不像是作假的，應該是古玉器。”
“我也是這個看法，小張老師你是怎麼判斷的？”秦牧問道。
張天元想了想道：“你們大概也知道吧，我是學考古出身的，所以對於考古學方面比較擅長。”
“沒錯，這個跟考古學有什麼關係嗎？”
張天元點了點頭道：“當然有關係了。大量考古發現顯示，最早的玉琮見於安州潛山薛家崗第三期文化，距今約5100年。史前玉琮以蘇江南部和江浙北部的良渚文化遺址、墓葬出土最多，甚至成為良渚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此外，蘇江北部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安州薛家崗文化、東山、北河、晉州等省的龍山文化、以及東廣石峽文化和其它史前遺址墓葬，也偶有玉琮發現，不過數量都遠較良渚文化為少。由此可知，玉琮的分佈中心是在江南一帶，而且大多數都出自於良渚文化。”
“洛州偃師二里頭遺址曾出土一件殘玉琮，由於過分殘破而且圖版不夠清晰，形制紋飾都難於辨別。有的考古工作者將二里頭文化大約在夏，商時期的玉臂環稱為琮，顯然是不恰當的。陝州紅城發現的玉器不限於琮，尚有其它種類。但全部屬於收集品，年代不一，可能包括夏代、商代及周代。紅城玉琮的形制接近良渚文化玉琮，故有可能是夏代遺物，當然了，也不排除是更早的遺存。”
“商代玉琮的發現，出自洛州、西山、東山、川州等地的商代墓葬或祭祀坑，其中以殷墟婦好墓和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稍多。如果考慮到經過發掘的商代墓葬和窖藏為數較多，則出土的商代玉琮之數量，相形之下便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一事實說明：在商代，玉琮已不流行。換句話說，琮作為玉器的一個種類，在商代已經式微。出土的西周玉琮較之商代更少。春秋戰國玉琮也同樣罕見，可以說成了鳳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