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在吐瓦魯特區的每一個小區內部都設定有幼兒園，所以，小區中的那些三歲以上的孩子們完全可以自己上學。
既鍛鍊了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又減少了家長每天接送學生的負擔。
完善的人口管理系統，以及相對封閉的城市環境，使得婦女、兒童被拐賣的可行性幾乎為零。
而人車分流的交通網路，又極大地減少了所有人的出行安全隱患。
曙光集團努力在吐瓦魯營造出來的誠信社會環境，也讓人與人之間少了些猜疑，多了些溫馨。
只要一個未成年人處於一種相對危險的環境，周圍的任何人都願意主動伸出援助之手，並透過網路平臺的身份認證，讓他們儘快回到其父母或監護人身邊。
這些與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樣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管理手段，成為了家長放心讓孩子自由活動的基礎。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之中，孩子的天性得到了極大的釋放，但那種隨意侵犯他人權益的熊孩子行為，卻被無所不在的監管所抑制。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對熊孩子損壞他人權益的行為進行舉報，普及的智慧手機讓自媒體成為蒐集不當行為證據的有力支撐。
只要熊孩子的不恰當行為被核實，除了透過平臺直接通知其父母或監護人加強監管之外，還會根據其行為的危害程度扣除相應的誠信值。
特區政府才不會因為熊孩子是未成年人，而對其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區別對待。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是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必須讓他們認識到的基本常識，更不會找什麼“孩子正處於叛逆期”這樣的理由，來給他們的錯誤行為進行開脫。
無數的新聞事件讓魏民生知道，只要規則中留下一條縫隙，那些善於鑽營的人們就會利用這條縫隙把規則撕開一道口子。
所以，規則必須要公平、嚴密，即使可能有人因為情有可原的因素違反了規則，也應該透過另外的途徑來對其行為進行認定，以決定其應該受到什麼樣的處理。
比如說緊急避險的問題，就與其他地方存在一些不同。
在吐瓦魯特區，一個人如果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採取的緊急避險行為，給他人或集體造成損害的，雖然不負刑事責任，但是，實施緊急避險的人應當對損害結果承擔賠償責任。
由於吐瓦魯的註冊成員在繳納了人頭稅之後，特區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一份意外保險。
所以，如果一個註冊成員在實施了緊急避險行為給集體或個人造成損失的，特區首先會透過其個人賬戶履行賠償義務。
然後，再透過相關部門或者由大家投票來認定其避險行為的恰當性和保險公司應當賠償的份額，以保障註冊成員的利益。
這樣的處置方式，最大可能的保障了受害者的權益，避免了那種自己遭受無妄之災還要受氣的情況發生，把矛盾糾紛的範圍控制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程度。
除此之外，如果熊孩子的誠信值下降到五十分的話，特區政府就會將其後續扣減誠信值的處罰由其父母或監護人平均分擔，強迫他們履行應盡的監護義務。
由於現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提高，未成年人懂事越來越早，而且，世界上很多熊孩子的一些行為所產生的破壞力遠超大家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