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我的工作，細到我的家庭瑣事，我都一一如實講給顧新娘聽。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沒回家，很久沒和我老爹老媽聊天了，傾訴起來淋漓痛快至極，毫無保留，當然，這也僅限於一些生活瑣事和那些自己經歷過而無傷大雅的經歷。
我沒想到的是，自己居然會在一個剛認識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開。
聊到最後，顧新娘停下了手裡的活——估計也做得差不多了，她乾脆坐下來和我聊，並點了一盞燈，因為那時天已經慢慢黑下來了，如果沒有燈，房間裡就更加黑了。
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扯謊，而且話語也都很平淡、實在，漸漸地，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對我的戒心。
聊到盡興之處，老太太幾乎把我當成了她自己的孩子。
最後，她終於逐漸敞開了自己的心扉，和我無話不談。
我也忘了當時具體的情形，也不知從哪句話起的頭，大約是透過聊天顧新娘知道了我在業餘時間還熱愛搜奇，在後來的聊天中，我就聽到了一個故事，為了方便閱讀，所以我整理一下，使之看起來更加順暢。
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1971年，牟永年那時剛屆而立之年，鄧紅梅也不過二十七八。
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鄧紅梅也是該研究所見習生，作為同事，二人有著一個共同的愛好，那就是對考古研究相當投入，其痴迷程度幾乎讓人找不到合適的詞來形容。再加上那個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較單純，以至於過了婚嫁之齡很久了都渾不自覺。
那一年四月，研究所接到上級命令，組成一個考古小組隨一箇中央考古隊進入某處進行一項科考任務。而且，任務非常緊急，當天下達，第二天便要出發。
研究所派出了一個六人小組，其中有四個專家，兩個助理。這四個專家分別屬於古文字、古生物、古人類、古地質四個領域，都是所裡的頂尖人物。
牟永年專攻的是古生物，鄧紅梅專攻的是古地質。兩人由於根正苗紅，且對專業業務熟絡而被選入。
他們是第二天晚上約十二點左右出發，隨行共有十三輛軍用卡車，全部以帆布罩住。
同時，還有行動禁令，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張望。
牟永年和他們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輛車，車上還有另外兩名軍人，荷槍實彈，同時還放了不少裝備，包括武器彈藥。
因為那個時代所有的國家行為通常都是有軍人參與的，所以，看到這種情況時，牟永年並不感到意外。
一般情況下，科考人員外出都是配備了指南針的，但那天出發前，大家被告知，隊伍行進中先由帶隊軍官統一保管。
用意很明顯，指南針在此期間是不能被使用的。
任務沒有被告知具體內容及位置，極為隱秘。
那個年代，像這種任務，多問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槍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