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的賦稅種類繁多，中央常收如田租、芻稿稅、口錢、算賦等稅收。田租、芻稿稅收取實物，口錢、算賦則是收取錢財，可互相折算。
兩漢田租低，口錢、算賦二稅高，此二稅按人頭數目收取。在東漢朝廷對基層失去掌控後，人頭稅就難以收取了，名義上則按每戶收取賦稅。
然東漢中央稅收有那這幾種，不代表地方沒有私稅，在桓帝時期起，地方州刺史、太守常私設稅目，中飽私囊。
漢末亂世以來，五銖錢貶值，商品經濟凋敝。劉備入主吳楚後，在諸葛亮的主持下，將口錢、算賦折算成糧布，用來上繳中樞。
但是常年的作戰，隱戶的增加則是不利於舊稅的發揮。今天下穩固下來，稅收制度的改革，則是要變上一變。
“亮以為今時當廢各地雜稅，僅收田租及戶稅。承舊制，輕田租，重戶稅。行租調民稅，可勵民勞作，廣開農田，多衍子嗣，以為人口繁衍。”
諸葛亮於堂內踱步，說道：“除此之外，當廣收四州鹽鐵金銅等山海之藏，分設司金、司鹽等職，行官山海之策。時亮聞成都有錦，名為蜀錦，價值千金，天下士族多喜之，可官營蜀錦，令其售賣於天下，以充軍實。”
天下紛亂，僅靠農業稅必然是不足以支撐軍事的支出，唯有利用官營經濟，將百姓必需品的售賣，納入到收入當中，方能支撐得起戰時的經濟。
劉備捋著鬍鬚，說道：“如按孔明所言，今新稅之法，豈不似曹操賦稅，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
“正是！”
諸葛亮躬身說道：“曹操雖惡，但其所行稅制，頗有稱道之處。畝收定額，稅以戶收，不計人數，行以戶數計之。稅收額定不變，則勵治下之民，多墾田畝，多生子嗣。”
曹操不論是軍事能力，亦或是政治能力都有可稱道之處。隋唐時期的租庸調製，則可以追溯到曹操革新的戶調製。
曹操戶調製的革新，純屬迫於無奈。戰爭的進行，百姓的流離，人頭稅則是難以收取，唯有從戶籍數量下手。
戶稅不變，田租低，如此的賦稅制度，有利於百姓大量開墾荒田。畢竟收取的錢糧不變，則能激勵百姓積極開墾，生更多的子嗣。
“亮以為主公治下可行‘平貲’之法，按民戶富貧之分，統田畝數目，畝收一斗，再另調戶稅。”
諸葛亮向劉備拱手，說道：“行平貲之法，富者多繳，貧則少繳，申以厲法，百姓可有所得，豪強不敢違法。行官山海之策，賦稅多出，府庫當可充實，以供軍資。”
平貲，戶調製度的關鍵所在。即核查百姓的資產多寡，按照貧富差距，劃分出下、中、上百姓的家資，富裕者多收，貧窮者少收，從而達到打擊豪強的地步。
當然租戶制僅是諸葛亮稅收制度中的部分，諸葛亮對於豪強、士族的遏制手段更為高明，如諸葛亮之前強調的蜀錦。
將蜀錦屬於是三國時期的奢侈品，平頭老百姓買不起，唯有霍峻、糜竺、關羽等軍功貴族，或是地方豪強、富商購買得起。
將蜀錦官營，則是意味著豪強購買奢侈品蜀錦，則是變向地向武漢繳納高額稅收，而不傷及普通百姓。
這便是諸葛亮與曹操的最大不同，也可以說是齊法家與秦法家的政治理念的不同。
齊法家手段溫和，利用經濟手段去為國家獲取利潤，如管仲開設妓院、諸葛亮國營化蜀錦。
秦法家手段粗暴，利用行政力量重農抑商，強迫百姓繳納賦稅，或是拆分戶籍。
當然諸葛亮將蜀錦國營化，註定會得罪蜀地計程車族、豪強。不過這都是小事，有得有失，增補有損，這是自然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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