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第一個開創，是實行：“四民分業，士農工商。”
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鄉六個，每鄉兩千戶，以此計算，全國有專業軍士三萬人，職業的工商臣民一萬兩千人（均以一戶一人計算）。此外，在野的農戶有四十五萬戶。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薰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他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學者認為：“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八百年至一千年。”
並且需要注意的是，管仲實行‘四民分業’，是並舉之義，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但是儒家在繼承了管仲的‘四民分業’後卻認為這存在尊卑，可悲可嘆，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管仲的第二個開創，是“貿易自由”。
管仲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他在齊國推行了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
對內，管仲取消了過路稅，只在出售的時候徵收一次稅賦；對外，空車來的不徵稅，徒步背東西來的不徵稅，甚至駕車來的商人還可以免費享受伙食。
此外，齊國幾次會盟諸侯，都會與各國達成關稅協定，降低關稅。
這導致了齊國商業的極度繁榮和商人的活躍。據計算，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管仲的第三個開創，是“宏觀管制”。
管仲建立了國儲糧制度，國家採購囤積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飢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饑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欺壓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控。
管仲還是一個運用價格槓桿來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的高手。他曾舉例說，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徵布稅，而要徵於原材料麻，麻價因課稅漲十倍，布價就可能因此而上漲至五十倍；同理，如果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織帛，就可徵課原材料絲的稅，這樣又可使織帛的價格上漲十倍。
在對外貿易上，他主張根據不同的情況來控制商品價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國商品的質量高過本國，就提高該商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以控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如果要鼓勵出口，就要壓低出售價格，“天下高而我下”。
管仲的第四個開創，是“寓稅於價，鹽鐵專營”。
齊桓公與管仲多次切磋富國之策，齊桓公建議對人口、房屋樓臺、樹木、六畜徵稅，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據此，管仲提出了“寓稅於價”的辦法——把稅收隱藏在商品裡，實行間接徵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著，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而且不至於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體辦法上，管仲給出了簡單的七個字：“唯官山海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資源壟斷起來就可以了，山上出鐵礦，海里產海鹽，是為鹽鐵專賣制度。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徵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徵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徵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徵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於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製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徵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