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憑藉道歉讓社會重回安穩，這種事在歷史上也只可能發生在漢室，發生在文景二代皇帝之後五十年以內。
後世物論中，文景二帝自然是勤儉持家，摳摳搜搜攢下與匈奴決戰經費的正面形象；而武帝豬爺，則是在鼎盛的武功之餘，落下一個‘鋪糜喜奢’的負面評價。
而在劉弘眼中，無論是三菜一湯的文帝劉恆，還是硬生生玩兒爛國家經濟的武帝劉徹，都不是好的參考物件。
物極必反。
好的事到了極致，就必然會引發壞的結果，而壞的事到了極致···
即便有了好的結果，那過程也很淦。
如勤儉節約的文景二帝，自是為漢室留下了‘簡約質樸’的官場作風；但最終，漢室基層的政府部門，卻都成了‘絕對不能修’的燙手山芋！
為了保全官聲，官員非但不敢翻新維護政府建築，甚至還會在期間刻意製造幾齣因‘年久失修’而導致坍塌的小事件，以此來彰顯自己兩袖清風，為國為民。
等下一任官員上任，看著殘破的部門建築，更是會因為顧忌‘大興土木’的譴責，而坐視建築繼續殘破。
看上去，這番姿態確實在民間豎立的‘官家人都是好人’的固有印象，減小了地方行政阻力，提高了行政效率。
但比起這點好處，其弊端更是令人無法接受。
且先不提如此表面之下，會有多少官員在滿是補丁的衣服墊一層蜀錦，光是政府建築破敗而導致的政府威權損失，就讓劉弘放棄為自己設立文帝那樣的人設。
殘破的政府建築，某種程度上會透露出一種‘國家貧窮’的訊息，從而延展出‘國家羸弱’的訊息。
這就與劉弘地主張所不符了——劉弘不是地主豪強，漢室不是世家宗族！
鋪張浪費固然可恥，但也完全不需要低調做人，奉行什麼‘財不外露’。
作為一個統一的華夏政權，劉弘應該做的是讓漢室百姓時刻感受到：國家真強，國家真富！
只有這樣，才能設立政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威權和形象，讓普通百姓心懷敬畏，服從統治；並讓敵對勢力能夠正確的認識到自己的愚蠢。
對內，劉弘要讓底層百姓清楚地意識到：長安富強，關東諸侯必不可能成事；於外，劉弘也希望底層百姓對身後的長安中央，具有十足的信心。
至於為什麼要如此在意底層百姓的感官，則是因為在漢初，百姓，就約等於準士兵！
在身處帝果煮義餘暉的漢室，每一個成年男子，都隨時具備被充作預備役的戰鬥能力！
內外戰爭，也同樣是由中央僅有的南北兩軍為軍官骨幹，招募這些具備殺人技巧的百姓充作士卒。
當然，劉弘也沒想過向豬爺學習，只要能避免官場風氣轉向極端簡樸的方向，並適度的虛張聲勢，就可以了。
將此事暗自記下，劉弘便不顧儀態的躺靠下來，盯著遠處的宮牆發起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