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行笑道：“你這個小朋友，還挺好學，也很愛國，好吧，我給你說一件我親身經歷的事情。”
陳文打了個響指，向吧檯侍者要來一盒煙，請王副行和袁建國一起抽。
王副行講述了一件讓陳文很感慨的事情。
……
我們國家上一次入世，是從1986年申請，1987年開始真正的談判，談到了今年，談崩了。
為什麼談崩？王副行說，因為歐美不承認我們國家是市場經濟國家，而WTO只收納市場經濟的國家。
1987年，世貿組織開始對華夏經濟貿易的體制進行審議，審了一年，差點把我們國家的申請給打回去。
為什麼會這樣？
王副行說：“當時談判最大的困難，就是要證明我們國家確實是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但是當時我們又不能承認搞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姓資姓社的原則性問題。”
王副行端著陳文買的威士忌說：“當時我們叫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制，可踏馬歐美佬哪裡聽過這麼個新發明的名詞，在他們的認知裡，你這個國家要麼是計劃經濟，要麼是市場經濟，沒有第三種。”
陳文問：“那你們代表團當時怎麼去談呢？”
王副行說：“怎麼談，解釋唄。我們拿著歐美人自己出版的教科書，給他們解釋啊，說這個市場經濟是客觀範疇的東西，反映了整個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說這個計劃只不過是一種調節手段，是主觀範疇的東西，說這個經濟制度還是要從客觀規律來辯證看待。”
陳文笑道：“那個時候你們真是難啊。”
王副行悶了一杯威士忌，情緒也上來了，暢談連連：“那個時候啊，老外逼著問我們，說，你們華夏的企業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這個問題很厲害的，企業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細胞，企業的問題如果答不好，那是要犯錯誤的。”
陳文做捧哏：“你們肯定答得很好了。”
王副行說：“我們就按照準備的口徑，苦口婆心地解釋。人家根本不聽，他們質問我們，說我們的企業既有廠長又有書記，這是怎麼回事。我們只好解釋，我們的企業，廠長是核心，書記是中心，兩心換一心。”
陳文笑了，這個說法，他是很熟悉的。
王副行說：“那幫老外反駁我們，他們
問，這個兩心是怎麼變一心呢，據他們調查稽核，我們國家企業的書記是上面派的，代表了計劃調節，廠長是管生產經營的，代表了市場調節。”
陳文為王副行又倒了一杯威士忌。
王副行繼續說道：“我記得那次就是在瑞士，在日內瓦，一堆的國外專家，包括WTO的人，還有許多外國銀行的頭頭，這麼惡狠狠地逼問我們，問我們華夏企業的廠長和書記在企業的運作當中，在重大的生產決策中，誰起的作用更高，又是怎麼起的作用。”
王副行又悶了一杯威士忌：“那天，我這輩子忘不了，我們一幫子專家，可憐的樣。我們站在會場裡，我們講不清啊，我們確實講不清這個問題。我們只能使勁講啊，越講越糊塗。
瑪德，我們講得嗓子都冒煙了，到了最後，老外打斷我們，不要我們講了，逼著我們回答一個問題，華夏搞得是不是市場經濟！當時我們誰敢講這個話呀！犯錯誤的！”
陳文來自2019年，他知道在21世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名詞已經合理合法，但是他從歷史的見證者王副行的敘述中聽出來，在80年代，沒有人敢把這個話說出來。
王副行問道：“小陳啊，你知道今年1月份偉大老人南巡，最重要的講話是什麼嗎？”
陳文說：“發展才是硬道理。”
王副行微笑道：“那是他剛剛抵達深城時說的見面話。最重要的是他發表了講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今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我們國家經濟體制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今年10月份，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會議上，我們代表團的團長非常自豪地對全場的各國代表講，我們華夏也是搞市場經濟的，與歐美不同的是，我們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